宋代户帖制度的变迁

户帖是两宋朝廷编制税租簿与差役簿进而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北宋时期,户帖所登记的财产种类不断增加,所记载的财产信息逐渐明晰,在税役负担与财产证明方面起到比较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两宋时期不同阶段财政制度改革的需要,以及户帖自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户帖在南宋前期逐渐被砧基簿所取代。从这个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户帖是官府与百姓之间互动的一个纽带,促进了百姓税役负担的明确化,也保障了宋代产权的明晰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国家财政。     

宋代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相关性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不仅仅是礼仪,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基本规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不同的时代,礼制有所不同,因而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有所不同。文章选取了宋代官方礼制以及民间丧葬、祭祀礼制及其实施过程之中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以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期望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宋代社会历史的认识。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文人画与宋代的社会生活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在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意识及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呈现出新旧交融的时代特征。这种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必然会影响宋代的文化和艺术,反映在绘画领域则是文人画的兴起。宋代在文人画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研究价值,本文以文人画与宋代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宋代文人画产生的时代背景、文人画家的审美风尚、士人心态等探讨文人画兴起于宋代的历史渊源。     

宋代社会人性化考察——制度建设中的人性化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既在前代基础上有所超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又对以后的朝代产生很大的影响。宋代社会虽然被人们称之为“积贫积弱”,但多姿多彩、生机勃勃、和谐安康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表现。而浓郁的人性化更是这个朝代的突出特色,也是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考察宋代社会人性化,首先就应该探索其制度建设中的人性化。     

探析宋词花意象与宋代社会之渊源

宋词大量使用花意象,与其历史文化、世俗风尚、时代精神、审美情趣等密切相关。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花意象作为宋词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也必然受到宋代社会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我们需要进入历史长河中寻找宋词花意象的渊源。     

宋代保甲法的乡村社会控制功能

王安石变法之后,保甲成为对宋朝乡村基层社会进行控制的主要组织形式。保甲不仅承担了缉捕盗贼、控制民户等职责,而且逐步走向了职役化的道路,成为宋代地方职役的主要承担者。募役法实行后被废除的职役负担,再次压在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     

清水江区域社会与清水江文书研究现状简述

近几十年来,清水江区域社会与清水江文书问题,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总体而言,清水江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则是围绕清水江木材市场贸易网络,探讨该区域社会的结构化过程;而对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侧重于其保护、抢救、整理,以及试图从清水江文书中找到民间法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梳理上述两层面的现有研究成果,同时指出可继续深入推进的研究空间。     

唐宋逃户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

逃户问题历来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唐宋时期逃户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但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迫于形势,在民户逃移政策上已由原来的政治强制为主转变为经济鼓励为主,在户籍制度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正是基于此,民户的迁徙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宋代川盐经营中的豪民群体与政府控制

在宋代四川盐业社会中,豪民作为民间力量的重要群体,在介入川盐经营中主要表现为豪横。宋代川盐经营的豪民按其社会身份可区分为多种类型,其经济活动严重侵害了川盐正常运转的秩序,并导致川盐利益格局的失衡。对此,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加以控制,以此缓和四川民间群体的矛盾冲突,进而重构四川民间盐权的分配格局。     

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

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到来，对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宋代女子再嫁、贞节观与社会地位

宋代女子再嫁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她们经济上能够独立 ,而恰恰是因为她们缺乏私有权、独立性。“贞”与“淫”的现象是传统宗法社会紧密相关的两方面 ,它们都带有父系意识形态的烙印 ,是“性奴役”制的象征 ,而不能说明妇女地位的提高     

土豪、动乱与王朝变迁——宋代闽粤赣边区基层社会的演变

闽粤赣边区是宋代乱事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两宋之际时局的变动,使得原本活跃于闽粤赣边区的土豪势力借助时势伸展其张力,在南宋以降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支配阶层,其演化过程充满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与基层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转变对宋以后闽粤赣边区地方社会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试图将土豪、动乱与王朝的变迁共同纳入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下,藉此展开对于这三者复杂关系的探讨,以求探明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它体现的是民间士绅阶层的权力场域,是民间士绅自发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这种自发的基层控制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间由于权力生成机制的不同,而造成两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得乡约难以实行。南宋中期,朱熹对《吕氏乡约》作了增损,其后学弟子又进行了实践,为乡约在明清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

本文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引，说明宋太祖酒醉所表示的担忧是对于一种历史命运的切身体验。外族的侵略和边地的失守始终是宋朝的最大忧患。为了吸取历史教训，重文轻武成了宋王朝的基本国策，因而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于唐代文人。而科举制度的改革拓宽则是宋代文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与之相反的一个现象则是宋代文人精神依然保持着自盛唐以后的“滑坡趋势”，总体处于低落状态。宋代君主对文人士大夫的笼络与控制实际上是并行不悖，文人社会地位提高与文人精神的逐渐禁锢似乎也成了相互映照的两个方面。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社会控制：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即师生在交往过程中所结成的人际关系，是众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出发考察师生关系，教师可视为师生关系中的控制者，学生可视为师生关系中的受控者。从控制的主体看，教师的控制形态可分为控制与反控制；从控制的客体看，学生对教师控制的反应形态可分为受控与反受控；从教师的控制意识看，教师的控制可分为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从控制的功能看，教师的控制可分正向控制与负向控制。不同控制情形组合可产生不同的课堂教学效果，认真研究其控制功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官方到民间:仓储建置与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

义仓、常平仓、社仓是宋代最重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三者互有差异,同时保有共性。在差异与共性当中,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贯穿其中,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官方与民间参与仓储机构的不同方面及程度,可以考察宋代救荒主体力量的分布及其转移。义仓体现出宋廷对民间力量的重视,常平仓象征着官方力量的主导性,社仓的出现则标志着民间力量主体性的凸显以及宋代救荒力量从官方向民间的转移。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