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控档案考察

京控档案,作为清代遗留下来的各省督抚审理官民"京控"案件的原始司法文书,数量众多且保存完整。清代中期以来人口膨胀、利益分化,以及京控制度的完善,为该类档案形成奠定基础。以文书学视角考察,该类档案事由凸显社会矛盾焦点,档案整体具有基层性、具体性、真实性、系统性诸特点,其将为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丰富一手史料,并将推动清代司法研究不断深入。     

镜片上的红墨水

梅珍太太向智多多求助。她说：＂我有个弟弟,比我小5岁,叫查理。三天前的夜里,他从太平梯上摔下来死了。警察以意外结案,可我总是觉得有问题,请您帮帮我。＂     

清代至民国时期土默特财政管理体制探析

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研究,是深入讨论国家（地区）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等内容的重要前提。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土默特财政管理体制以＂自收自支＂为根本性质,又以＂自收却不自主＂、＂自支却不自由＂为特征。此种状况,致使土默特财政自清代中期以后日渐枯萎,逐步走向崩溃的边缘,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高启诗歌研究——以沈德潜对高启诗歌批评为视角

清代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里,评价高启诗歌＂蹊径未化＂,＂未能直追大雅＂。以这一评价为视角来反观高启诗歌,可视为一次对高启诗歌另类的审视。沈德潜作为诗论家,自有其评价＂大雅＂的标准,但其＂大雅＂标准过于狭隘,不能正确评价高启诗歌。其实,高启诗歌拥有秀逸的辞句,清新的音韵,齐全的体例和洒脱的气度,而这些方面的特色符合更广泛意义上的＂大雅之作＂的要求。     

清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

近来,一股强调清朝满族性特点的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范式或观点,在中国清史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因对这种所谓政权的满族性的强调而忽略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编纂方面。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自觉意识到文献整理是＂彰千古同文之盛＂,编撰史书是＂远述百家＂以明＂时代相承＂,这些都是与祖国多民族的统一大业密切相关的事业。     

不名一家,奄有众妙——试论吴藻词作风格的多样性

吴藻,清代嘉道年间成就卓异的女词人。她在词创作上兼收并蓄,熔铸多种风格,＂或学苏辛,或效白石,或嗣易安＂,又不失自己活泼灵动的个性,成为＂不名一家,奄有众妙＂、具有独特艺术风貌和审美特色的词坛奇花异葩。     

简析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认识

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指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资产阶级权利＂,主张对＂资产阶级权利＂或破除,或既保留又限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认识既包含符合客观性的成份,符合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观的科学内涵,同时更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观的误解。     

写小日记 做大文章——山东省诸城市致力打造日记大市纪实

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是连接半岛和内陆的交通枢纽,素有＂海岱通衢＂之称。这里因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化石群而被命名为＂中国龙城＂,因诞生了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又有＂舜帝故里＂的美誉诸城历史、人文资源丰厚。自上古虞舜发端,悠悠岁月孕育了孔子的弟子公冶长,《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金石学家赵明诚,清代重臣＂浓墨宰相＂刘墉,     

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控,作为一种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闹漕"的重要形式,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围绕各种漕控案件,清代地方的官、绅、民展开频繁的利益纠葛与角色互动,"正当控漕"与"非法诬控"交织一起,成为官民之间维护私利的常见途径.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而地方官所持有的办漕态度与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因而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状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动向.本文选取了清代"匡光文控漕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考察.     

从汪辉祖“童养媳非媳”案看清代司法文书的考据之风

清代师爷汪辉祖所断的＂童养媳非媳＂案以考据之法博古证今,明情讲理,为后世所赞。而清代社会普遍所采用的这种根据案情特点、人道精神及社会效应来评估具体礼法作用的方法,客观上也折射出考据之风在清代司法文书中的熟练运用,反映了司法文书撰制上的新特点。     

巴西民事上诉制度介评

在许多方面，巴西有拉丁美洲最现代化的民事诉讼程序体系。巴西的民事诉讼法律在这个有大陆法传统的联邦制国家得以普遍适用。巴西的民事上诉制度在拉丁美洲是很有特色的。巴西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类民事上诉途径，即普通的上诉途径和特别的上诉途径。巴西的诉讼制度允许如此之多的上诉，特别是中间上诉，导致诉讼当事人可以恶意地将诉讼程序拖入冗长的程序中，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诉讼迟延。     

清朝文官义务与惩戒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在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文官义务是文官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清一代文官义务较多,主要可以分为清朝律例规定的义务和因其道德伦理而产生的义务两类,但在实际中这两方面的义务有很多是互相交叉的。把文官义务与惩戒制度进行结合,有利于促进文官义务的履行,而结合文官惩戒制度探讨文官义务,也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官义务的具体内容,把握文官义务的内涵。清代文官义务对清朝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是在官府衙门主持下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案件性质的民事导向、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宗族力量的强渗透性、纠纷双方心理接受程度的不完全性等特征。清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和复杂的施政环境促使官府衙门对“官批民调”解决民间纠纷有强烈偏好。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结构也为“官批民调”制度的施行创造了条件。“官批民调”制度是创造性解决民间纠纷的有效途径,但也有其局限性。     

晚清新政的困境--以官制改革为中心

1901-1911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为顺应时代发展而进行改革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其自身的统治危机.但由于清政府未能积极有效地处理这些困难,因此官制改革虽然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格局,但无法达到既定目的,没有解救自己,也没有借官制改革为新政建设创造条件.     

晚清广东科举考试枪替之风初探

晚清科举考试中枪替风气盛行，但各地又存在着差异。在广东，“文风颇盛，弊亦最多”，地方政府和社会人士为防范科举考试中的枪替现象，采取了种种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场舞弊的泛滥，然而因科举制度自身的缺陷和闱娃赌博的影响，又使这些努力付诸东流。     

论《皖政辑要》的编纂体例

作为一部反映晚清安徽概貌的官修政书,《皖政辑要》编纂得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重在创新,以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历史的新貌。全书以清末中央政府新官制为纲目分为十科,其中交涉、民政、学务、农工商、邮传五科,从形式到内容均系当时首创,度支、军政两科之下子目亦多有新意。经过编纂者的精心安排,该书在篇目上破旧立新,在取材上推陈出新,从而使晚清中国社会出现的新事物得以包容,新变化得以展现。这极大地拓展了政书体的叙事空间和叙事容量,是对以往政书体例继承中的创新,因而具有了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论清代妾的民事法律地位

妾是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产物,妾制到清代发展到顶峰.妾与家长的合与分与其说是结婚和离婚,不如说是契约的订立与解除.妾地位低贱并且人格不能自主,承担繁苛的民事义务却享受极为有限的权利.     

我国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

自汉代以来,我国就已经将科举考试作为了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明、清两朝大致相同,考试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其阅卷制度也十分严密,建立了锁院制度、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程式化,并且八股文数百年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     

族群冲突与国家控制:以清代台湾三大民变为例

清领台湾时期,台湾社会动乱不断,其中历时最久、波及最广的是所谓"三大民变"。在这三大民变中夹杂着复杂的族群关系,民变的起事者是漳州籍或泉州籍的福佬人,客家人则站在对立面,充当义民。对于民变中族群冲突的认识,不论是清廷或是民变领袖都经历了一个过程,他们都曾试图消弭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建立一个泛族群的联盟,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族群分类"的矛盾并未消失,又孕育着新的矛盾。     

纠纷与秩序:清代重庆工商团体纠纷调处机制

由于清代国家统治能力的有限以及正式法律制度层面的缺失,清代重庆工商团体在行业纠纷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司法档案等史料表明,当时相当数量的行业纠纷是通过工商团体调处得以化解的。工商团体实施的行业纠纷民间调处得到了清代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成为清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清代国家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工商团体实施的调处进行监督、施加影响,以保证调处始终处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而达到国家控制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