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春秋》“阍弑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弑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左传》析疑(五) 五、所谓“行人辞令之美”

一些高校文学史教材中均能注意到《左传》中的行人辞令之美,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左传》的作者本着实录的精神,也记下了一些起负面的作用,甚至是丑恶的行人辞令。而论者往往美丑不分,总是从美的角度去加以揄扬。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左传》中的行人辞令没有不美的,这显然不符合《左传》的实际情况。本文试从《齐桓公伐楚》、《烛之武退秦师》、《秦晋崤之战》、《吕相绝秦》诸文中,选析一些人所共知的行人辞令,加以辨析。意在提示读者,《左传》中的行人辞令,既有其美好的东西,也有其丑恶的地方,切不可美丑不分,甚至美丑颠倒。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史事与想象:《左传》叙事的一种张力

《春秋》经文极其简略,一般仅用只言片语记载事件结果。而通常意义上,人们了解某一事件,指的是了解其前因后果与具体过程,除此之外,还要了解事与事之间的联系,而《春秋》中这些要素基本是付之阙如。《左传》重在叙述《春秋》中未能详明的史事,它对客观史事的记载,恰好能补充《春秋》记事简略之不足。汪荣祖先生有一段话大体上说明了《左传》与《春秋》的区别和关系:《春秋》为编年之祖,《左传》为叙事之宗。叙事之史家异于编年之史家者,由其能连系史     

《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法,将《史记》采用《左传》之材料分为以下几类：《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史记》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史记》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史记》中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原由。     

《左传》"联珠格"运用之艺术成就初探

《左传》一书使用联珠数量和种类之多、艺术水平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所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影响深远,以至在史传散文中形成了积极而广泛地运用联珠的修辞传统。为此,对《左传》联珠格运用情况予以深入研究,无疑将促进我们对《左传》语言艺术的再认识。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孔子的思想特点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一般认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孔子的《春秋》而作,它们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尽管《左传》在描写和评论中带有左丘明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但正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人在评判事理上有着相似的标准。因此,《左传》中对人物、事件的评判必然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特点,《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鲜明一例。     

试论两汉《左传》经典化过程

《左传》经典化的过程中,两汉是一个重要时期,其表现就是《左传》的经学化:一、《左传》以经学的面目问世;二、古文学家致力于《左传》的经学化,为使《左传》立于学官而不懈努力;三、古文学家以经学的方式研究《左传》,使《左传》条例化,致力于义理的探求。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新证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竹简本《武王践阼》.用竹简本《武王践阼》可以校正传世本《武王践阼》中的一些讹误,并可纠正以往一些学者对《武王践阼》的错误训释.     

论《左传》叙事的游离性

虽然《左传》叙事的文学性与历史真实性是一种彼此互构的关系,对于《左传》成书有至为重要的作用,但《左传》的这种文学性对历史真实性的消解,使《左传》叙事游离于文学与历史真实之间,使得《左传》虽有史之用,而非史之体,使得《左传》既不属于纯粹的文学著作,也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历史著作。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相协和是一个关系到《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重要问题,故争论双方都对这种不合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无法达成共识。绕开《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从比较中立的立场出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论《左传》中的崇霸思想

《左传》是一部儒家的史传和经典,思想倾向与《春秋》有一致性,但不尽相同。在尊奉王权、维护礼制和敬天保民等方面与《春秋》基本一致,而进步的历史观却与《春秋》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就是《左传》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肯定和赞扬霸主的事业,倾力描述诸侯争霸的成败及其原因。     

清代卡伦官兵的坐卡制度解析

“卡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防御设置,官兵被派遣到固定的卡伦驻守执勤称为“坐卡”。清朝政府从各种防御目的出发,在卡伦官兵的坐卡管理方面制定专项条款,要求每位官兵在其坐卡驻守期间必须遵守各项规定。并采取相应的奖惩等各项具体、有效的措施。使其逐渐成为一套较为完善的防务管理制度。     

《史记》采《左传》材料特点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与比较分析法,将《史记》与《左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史记》在采用《左传》的材料时,显现出以下特点:表现出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史记》立场;兼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处理;显现出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语言更加通俗化。     

论《左传》志怪篇章的艺术特色

《左传》中描写鬼怪的篇章,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志怪类的作品。《左传》志怪篇章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奇特的想象力和奇幻的意境等三方面。《左传》志怪篇章虽然只是鬼怪故事的滥觞之作,但是那种蒙昧、朴拙之美,是后世无法模仿复制的。     

《左传》中的“仁”

《左传》关于“仁”的论述有自身的含义和特点,其中“仁”出现不多的情况反映出春秋早期“仁”尚未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左传》作为史籍文本,具有明显的“政治德性”特点,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否认“爱”是“仁”的本义.《左传》把“仁”与“礼”、“三达德”和“五常”联系在一起,丰富了“仁”的内容,为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庾信对《左传》的文学接受动机探析

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诗人,庾信对于《左传》的文学接受绝非出于偶然.在特殊的文学环境影响下,庾信精熟于《左传》的文化背景,使得其以史笔入诗文,将自己的乡关之思融入了具体文学创作中.在诗人与侍臣双重人格的文化心理影响下,庾信对《左传》典故的运用,有着个人鲜明的文化意识.此外,使事用典的文学风气,也是庾信主动接受《左传》的动机之一.只不过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用典更富现实感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