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堂和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观音信仰

观音堂是大同市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寺院。从该寺院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碑刻中,不仅可以了解观音崇拜在我古代的演变过程,而且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大同地区观音信仰的普及、特点以及深入民心的原因。     

方志所见明清时期贵州火灾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贵州火灾呈现出频繁发生、波及范围广、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惨重的特点,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以清水江文书与碑刻等资料为辅,分析贵州明清时期的火灾情况,探求其中原因、影响与防救措施。     

清代蔚县工商业初探--以蔚县古城财神庙碑刻为基础

蔚县是清代张家口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市镇,古城财神庙现存八通石碑,通过对碑文的整理和研究能够看出清代蔚县的钱铺、当铺较多,金融当铺业比较发达。手工业中以缸房为主,酿酒业发达,素有“塞外酒郡”之称。为财神庙捐钱的有大量来自直隶、山西、蒙古地区的字号,反映出蔚县与这些地区的商业联系。加强清代蔚县工商业的研究,对认识以张家口为核心的区域市场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平定大阳泉村商人在华北东北的经营

传统文献中对商人、商业少有记载,但是村庄的庙宇重修碑刻中对此记载较多,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其史料研究价值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从时间来看这些碑刻以清代中后期为主,从内容来看这些重修碑刻中多记载有捐款商号的名称、数量及商号所在地,故为研究山西清代商人的行商区域提供大量线索。通过对大阳泉村庄庙宇遗存碑刻的解读,可以勾勒出大阳泉商人的行商网络遍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及东北部分地区。     

河南孟津清代戏曲碑刻考述

目前发现,孟津遗存有清代戏曲碑刻11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修建戏楼碑刻,另一类是民间演剧碑刻.民间演剧碑刻可分为酬神演剧、 宣约演剧、 罚戏演剧等.这些碑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孟津的戏曲文化.     

回归历史: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的构成及其呈现的历史真实

新罗末高丽初出现的金石碑刻,不仅是韩国金石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韩国历史编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在文献史料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了解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状况,金石碑刻类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稿力图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罗末丽初时间段的界定及依据、金石碑刻包含的内容、社会各界对佛教重视氛围以及僧侣,塔碑的撰作、书丹、刻制流程及结构特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求对这一时期金石碑刻的总体状况以及所呈现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内丘扁鹊庙元代 《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考释

内丘扁鹊庙存有碑刻三十八通,时间上涵盖了五代、宋、金、元、明、清.元代《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是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通碑刻.对该碑刻进行考释,有助于我们掌握扁鹊庙的建立及重修情况,了解当时主持重修事宜官员的事迹,体会碑刻中蕴含的书法艺术价值.     

试论明清保定府志的纂修

明清时期,保定为畿辅重地,但旧志残缺,足见纂修保定府志的重要性.明清两代,有文献记载的修志行为共九次,现存版本有五.探究明清保定府志的纂修过程、编纂群体、纂修体例,可以了解明清两代在方志纂修上的特点与发展变化以及清代修志水平的提升.     

杜甫陇右诗两地名考辨

杜甫《发秦州》诗有"汉源"一词,明清注家多以为是同谷别名,将其地望定在同谷(成县)飞龙峡。据唐于邵《汉源县令厅壁记》所载,"汉源"是在乾元元年(758年)由"上录(禄)改名汉源"的,故治在今甘肃西和县境内。孙启祥先生在《杜甫研究学刊》撰文《〈泥功山〉属秦州纪行诗吗》,提出泥功山不在成县,而是指徽县青泥岭。然而,成县西北泥功山至今称之,其北麓是杜甫由秦州南入同谷的必由之路,有古代碑刻为证。     

古代羌人尊儒重教思想研究

古羌人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种落的羌人其教育也有很大差异。两晋南北朝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羌人在精神层面开始尊儒重教,其教育方略逐渐与汉人无异。本文利用碑刻文献,从前秦至唐代羌人任文官、后秦教育制度和姚氏羌人崇儒、西夏和党项羌崇儒重教、明清时期四川羌区教育等四个方面,探讨古代羌人的尊儒重教精神,对于认识羌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足迹具有重要意义。     

保定风云雷雨山川坛祭祀活动考

保定市古城东南,有一处明代祭坛遗址,为风云雷雨山川坛。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进行过维修。明清两代,在这里进行对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的祭祀活动。祭品和祭祀礼节明、清有所发展。所供奉的物品从早期几只牛羊猪等牺牲到除牛羊猪之外的玉帛、各种谷物,种类随着朝代的推进也越来越丰富,对牺牲及祭物等的规制也越来越明确。祭坛的祭祀活动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山东兖州兴隆塔碑刻录文及研究

兴隆塔碑刻全面记载康熙年间重建该塔的人物,有利于研究清代职官和清代佛教政策。碑刻与方志结合可理清兴隆塔重建经过,足见当时兖州佛教之兴盛。塔上北宋碑刻应是清代重建时翻刻,梁思成先生认为兴隆塔建造于北宋嘉祐八年之观点不准确,实为宋代风格的清塔。     

民国时期西安新市区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 ,作为原西安城中之城———清代“满城”被国民政府改建为西安新市区 ,并逐渐成为当时西安的行政中心。随着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及抗日战争爆发 ,毗邻火车站附近的新市区最终取代了清代时的西安城西和东关 ,演变成为新兴工业区和商业中心。     

唐诗中的"龙城"与"卢龙"——从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说起

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与南北朝诗人笔下的"龙城"和其他唐人诗中的"龙城"一样,只是用典,借指边关边城,既非实指匈奴龙城,亦非实指前燕龙城,更不是卢龙之误。"卢龙"一辞在唐诗中先是虚实并用,后来逐渐由今典演化为故典,与"龙城"一样是借指边关边城。     

汉代画像石上的后人隶书题刻

东汉以来有关汉代画像石祠堂、画像石及其图像、文字和社会价值意义的品评、考释、发掘、保护等跋语和立碑勒文,即后人的题刻,历代都有,特别是有许多现当代人用各种书体在拓片上题写的跋语。但直接在原石上镌刻跋语和立碑勒文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东汉、北魏、北齐、唐、宋和清代,现存山东长清县孝堂山画像石祠堂和嘉祥县武梁祠的隶书跋语与碑刻较为显著。汉代画像石上的后人题刻各有不同的思想意图,用以题刻的隶书水平也是东汉至清代隶书艺术发展的镜像之一。     

清代河南北舞渡镇的金融业——以新见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北舞渡镇是清代中原地区著名的商业城镇,其金融业的产生、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有很密切的关系。清代北舞渡镇的金融业由票号和当铺两大类型构成,其中票号不仅有山西著名票号蔚盛长,而且从北舞渡镇的制油业中也产生了本地票号。清代北舞渡镇金融业的产生与中国古代金融业主要机构——票号产生的一般途径相吻合,中原地区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推动了清代城镇商业、金融业的发展。     

《水浒传》明清诠释之比较

明清两代对《水浒传》的诠释有着明显不同：明人认为是“忠义”之作,清人则认为是“诲盗”之作;明人对宋江称赏有加,清人则对之深恶痛绝.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主要是时代和社会环境使然.但某一见解一旦形成,又会造成深远影响.这种现象应引起今人的高度重视,以避免在对古典名著进行诠释时,出现不必要的失误.     

隋大兴城的兴建及其对原隰地形的利用

隋大兴城对龙首原梁洼相间地形的利用没有停留在空间规划上,而是给它们赋予了文化内涵,在冈阜上布局各类建筑运用的是《周易》"六爻"理论,改造曲江为皇家禁苑芙蓉园时又引入了曲水流觞的人文传统。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史上的典范,对今日古都西安的城市规划事业也有诸多借鉴意义。     

涞源县明长城的军事防御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涞源县的飞狐古道和蒲阴陉自古更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道.涞源县地区的军事防御是在明朝北部边疆防线不断南移、内缩的整体形势下,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前后不同的发展特点——由嘉靖年间的"守在关隘与堡城"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守在边墙与互市".涞源县明长城在明代后期发挥着防卫京师的重要作用,并历经嘉隆万三朝经营,逐步形成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军事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