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由于我国的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实践的灵活性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司法解释就应运而生．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起着弥补立法不足、统一规范和指导定罪量刑实务、填补立法漏洞的作用。作为罪刑法定的补充。司法解释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需要加以修正及完善。     

从新司法解释看我国夫妻法定财产制的法律完善

我国夫妻财产制由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部分构成,由于现行婚姻法相关立法存在缺陷,因而给司法实践中夫妻财产纠纷的解决带来许多困扰。针对这些缺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9日颁布了新的司法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更侧重从法定财产制的角度思考法律制度的修正和完善,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且更具操作性的夫妻法定财产制。     

论我国定罪司法解释的标准

定罪司法解释的功能在于将定罪的过程具体化,引导法官将具体行为定格在刑法条文所设立的模型之中。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定罪司法解释需要在罪之法定原则的制约下,以客观存在着的刑法条文为对象进行解释。作为连接刑法条文和司法定罪的桥梁,定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只能是原罪犯罪构成要件的明确化,对模糊性犯罪构成的解释需要解释者通过分析其他明确要件的方法来使模糊要件清晰化,原罪具体的构成要件作为定罪司法解释具体的标准不可突破。     

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申与背离

司法解释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立法者原意进行解读,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大争议,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也不例外。《解释》对于贪腐类犯罪情节加数额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要求,明确了刑法修改之后的一些争议问题。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来说,贪污贿赂一章的犯罪内部以及贪污贿赂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都存在对接上的障碍。另外,模糊性用语的出现,也给司法解释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

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下，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在其原则范畴和应用规则范畴内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司法解释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力求倡导刑法司法解释自觉地遵守立法本意及法律规范的实质适用范围，与罪刑法定原则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合法、有效的司法解释有利于这一原则的贯彻实施。司法解释应当慎重，不能违背法律条文，并且扩大解释也应符合国民对法律法规的可预测性要求。     

司法解释的规范与完善——基于司法解释立法性质的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大量司法解释,已经不止停留在"审判过程中"和"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层面,某种程度上是以解释之名制定一般规范性文件,通过司法解释这一方式来分担立法机关的立法职能,并且受到了权力机关的默许。只有清晰地认识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性质,并基于此进行考量,进而明确司法解释的范围,拓宽其立项来源,加大公示公开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审查备案制度,才能使司法解释权得到规范与监督,从而构建更为完善的司法解释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

我国1997年虽已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与这一原则相悖的现象。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必需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加大立法力度，减少司法解释的越权行为；加强对侦查程序合法性审查，减少并杜绝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坚持“严打”与整治相结合，实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推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和错案追究制，确保审判公正。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法治精神不仅要求立法上科学地规定犯罪与量刑,也要求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化,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时代精神。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因人而异,但都应当客观公允地对“法”作全面理解,对“法定”准确把握, 处理好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取代类推制度,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还应当主张;罪刑法定并不当然否定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在量刑和定罪方面同样适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限定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二十多年的刑法解释实践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刑法解释实践，本应由刑法规定的犯罪问题和刑罚问题，却由司法解释替代了，刑法赖以支撑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解释中成为一纸空，刑法作为国家重要基本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受到严峻挑战。本就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论反垄断法中的民事责任———兼评《反垄断法》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明确了反垄断民事责任,但该条制定较为抽象,造成了实践中难以适用的司法困境。加之,反垄断法属于经济法部门,在认定反垄断民事责任时,也不能完全照搬认定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则。因此,文章以反垄断民事责任含义为出发点,在分析反垄断民事责任法律构成和评述其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反垄断法民事责任制度进行探讨。     

我国司法解释的功能和意义

司法解释作为法制和法治的重要内容具有独特的功能。基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习惯 ,我国的司法解释具有阐明法律条文含义功能 ,具有在司法实践中完善法律的功能 ,具有通过法律适用辅助法律实现的功能 ,具有为法律废、改、立积累素材的功能 ,具有检验和提高司法者法律意识和司法水平的功能。尽管司法解释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 ,但在尊崇制定法的国家里 ,其效力永远居于法律之下     

盗窃罪两个司法解释的比较研究

盗窃罪就其发案率之高以及危害之严重可谓我国社会第一重罪。为了有效地严厉打击盗窃犯罪，正确适用法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对正确适用《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作了最高司法解释，本文对两次司法解释作了比较研究，并就盗窃罪的立法完善提大了意见。     

也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不足与完善

认定夫妻一方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锄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但是该规定单纯以债务形成时间是否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依据,形成了将夫妻一方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性推定规则,在理论、立法和实务上均显不足,因此,该条规定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试论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机制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体系中特有的法律名词,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我国法律解释除了司法解释还包括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法律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成文法的缺陷和弥补立法之不足,司法解释占了很大的比例,数量之多非常惊人。但我国司法解释还存在许多问题。此外,司法解释还缺乏宪法依据,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在本文中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略论我国司法解释的问题及对策

司法解释对于弥补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缺漏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司法解释还存在不少问题 ;对法律的实施产生了消极影响 ,只有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 ,保证法律实施的准确和公正     

我国司法解释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司法解释存在很多合理但不合法或合法但不合理的领域,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原因.本文指出了我国司法解释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粗浅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