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重构——基于与传播学体系比较研究视角

在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之间关系即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传播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传播学分类”,即根据对象人数是“一”还是“多”将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再根据对象是否特定,将“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分为“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其次对“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播、“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组织传播、“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与人际传播进行了比较研究.     

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功能极化与共识性改进

“注意力”政治舆论是政治舆论的常态。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是网络政治舆论的组成部分,政治正确优先、政治道德内驱、政治情感营销、政治情绪渲泄、政治消费成瘾是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的方式和表现。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具有功能极化的典型特征。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注意力”监督,公共权力对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进行回应,使二者实现共赢。通过强化个体政治伦理、践行底线自由、技术善治等共识性改进,进而达到自媒体非理性“注意力”政治舆论回归理性“注意力”的目的。     

试析日伪在浙“政治清乡”的运作

抗战期间,日军为了加强对在华占领区的控制,以达到“以战养战”和将兵力转移到其他战场的目的,曾伙同所扶植的汪伪政权发动了“清乡”运动。伪浙江省政府为此设立了一整套指挥机构,划分专门的“清乡区(特区)”,从军事等各方面开展了“清乡”活动。为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日伪“特别着重于‘政治’方面的阴谋,由‘政治’的阴谋而达到‘军事’‘经济’阴谋的兑取”①。其指导方针是军事政治三七分,在“军事清乡”过后,再着手于政治上的“肃正”和“建设”。这样,“政治清乡”就成为整个“清乡”运动的重点,并因之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深重劫…     

“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

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然而在政治信息需求改变以及新媒体技术冲击下,政治传播深层逻辑正面临重大挑战。本研究以新华网策划的“乡村振兴在行动”重大主题报道为例,从“实践主体”“实践场地”“实践议程”三个维度出发,尝试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新逻辑。研究分析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实现路径包括：一是制定政治议程与媒体议程相统一的“政治认知图谱”;二是建构具有稳定性的关系网络实践主体;三是进入到“田间地头”的实践场地进行政治传播。本研究认为,“基于实践”是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新逻辑,强调了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拓展了公众政治参与机会,有助于强化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社会公众服务理念。     

“可体验的未来”：元宇宙游戏中的政治参与——基于游戏体验模式的考察

元宇宙游戏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研究发现,元宇宙游戏加速了政治参与中个人主义的兴起,扩大了青少年群体政治参与的范围,消解了政治接触行为的严肃性,对既有政治主体的利益产生影响。在实现政治参与过程中,元宇宙游戏先是通过身份识别开展“征兵仪式”,再利用“货币贿赂”集结政治参与行动,最后借助“位置倍增”形成新的政治扩张主义。在代码的遮蔽下,元宇宙游戏的运行逻辑削弱了游戏规则之外的个人意志,使得玩家的一切行为都可能向元宇宙所预设的政治路径和目的靠拢。与此同时,不合理的规则被游戏的娱乐性掩盖,元宇宙规则产生了结构性特权和结构性压迫。玩家看似变为“无身份的世界公民”,却在事实上成为被“代码权力”形塑的“液态化的公民”。     

政治报道的地位与改革

(一) 政治报道的内容,包括国家政权建设,人民政治生活,政党社团活动,外事报道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次提出苏维埃报刊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归结为“两个营垒之间的斗争”),而且“我们已学会了政治,在政治上我们不会迷失方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太好。今后最好的政策就是少谈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17页) 少谈政治,是不是说政治不重要呢?当然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列宁同样说     

从“洗心术”与“六政三事”看阎锡山“用民政治”

阎锡山于1917年独掌山西的军政、民政大权以后,提出并开始推行他的用民政治。他基于自己对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化的认识,从与安民政治相比较的角度给用民政治作出了解释：“适时之政治作用与人生之发展企图相反者,为消极的安民政治;与之相顺者,为用民政治。”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通过“洗心术”与“六政三事”用民政治措施,大力加强其在当地的政治实力,维护其“山西王”的统治地位。     

中国式网络民主的发展与思考

网络技术的扩散给民主的内涵和外延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网络民主即是由网络衍生出的一个新鲜、时髦的政治现象。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来说,网络承载了更多的政治期望。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标志着网络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形成,此后的10来年时间,网络政治事件层出不穷,随处可见：从“两会”期间政府官员与网络的频繁互动,到胡锦涛、温家宝上网问候网民;从“南京房产局长天价香烟事件”、“躲猫猫事件”的当事人被免职,到“自动取款机事件”、“厦门PX项目”等事件结果的改判等,网络展现了惊人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报道新解

过去,“政治”这个词常与“权术”、“官场潜规则”等纠缠在一起。现在,人们对政治的理解趋于理性和科学。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成为两会的新气象。     

“绝地天通”与作为政治媒介的陶器：“政治—传统—主体”的维度

本文以政治媒介为研究视角,在“绝地天通”的传统中探寻陶器媒介的诞生及其功能展演,把握华夏媒介的文化深层脉络。在古人的早期政治媒介实践中,天命和血统的传统观念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条以宗教为媒的进路,进而塑造了礼器的媒介形态和信息传递方式。宗教和礼器所生产的政治规范“王权神授”和“藏礼于器”又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传统,从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媒介态度和政治观念。以“政治-传统-主体”作为维度,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媒介的政治偏向和社会文化属性。     

政治道德的价值构成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关健是治官,也即优化官德,由此提出政治道德建设问题。本文在界定政治道德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政治道德建设的实际意义。     

“内圣外王”与“哲人王”：中西政治传播观念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因其独立的进程,形成了自身独特而自洽的政治传播智慧。以史华慈的“深层结构”问题为例,这些思想智慧往往只有在传统语境有关“政治”及其“传播”的特有讨论中方能被诠释。为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独特性以及东西差异展开思考,本文提取了“内圣外王”与“哲人王”两种在中西政治文明中特点鲜明的政治思想,再根据其产生条件、逻辑基础和关联历史现象对两者中包含的传播观念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哲人王”作为希腊古典政治实践中自然产生的对于应然性的探讨,是基于功能主义想象而设计出的一元化传播结构。“内圣外王”则是对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传统权威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它不仅将政治寓于个体化的道德行动中,也通过道德知识的间性传播建构其理想化的政治场域。这与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政治传播无论在发生情境还是传播的本体上都存在巨大差异。     

理论传播:政治报道的突破口

这里说的理论传播,具体点说,就．是都市报的“时评版”与党报的“理论版”。理论传播对“政治”意味着什么 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这个解释,在当今和平建设时期,再恰当不过了。     

汉文帝实施“德治仁政”的政治原因

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汉文帝首开“德治仁政”先例,对我国古代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阐述了汉文帝“德治仁政”具体措施和体现,并分析采取“德治仁政”政治原因。     

从“族”到“人”：政治传播视角下青铜器与周代政治文化演变

本文基于“政治传播”视角,考察作为媒介的青铜器与周代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周代青铜器主要有三大功能,即传诸子孙、沟通人神与社交功能。西周时期,青铜器三大功能在形塑与传播王朝政治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青铜器沟通宗族成员与祖先及子孙,使得西周意识形态中“王家”和各宗族的关系得以世代延续,故而确立了该时期以“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面向。同时,青铜器的社交属性使得王朝政治文化下渗、传播至广大贵族圈。春秋以降,青铜器的社交功能不断凸显,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统一王权及宗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贵族的个人政治诉求借由青铜器这一传播媒介得到宣传。可以说,周代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族”到“人”的变化过程。     

作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协调机制的网络政治沟通研究

在政府传播中,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已然改变了政治沟通的模式,它促使政府必须在新的媒体环境中调整策略,通过有效的网络政治沟通来协调其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间的政治信任.本文从“作为安全阀和利益平衡机制”、“应对群体极化和网络民粹主义”、“搭建不同利益群体对话平台”等层面,阐释了网络政治沟通的有效利用.同时,透过政治信任在网络政治沟通中的建构、网络平台上的直接对话、借助“新意见领袖阶层”进行有效沟通等视角,观察了作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协调机制的网络政治沟通.显然,有效利用网络政治沟通,无疑成为拉近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主要策略之一和网下政治沟通的有力补充.     

书稿的“政治把关”刍议

说起出版社“把关”,仅就编辑而言,要把的“关”也不只一道:有政治的(含思想的,政策的,法规的),专业的,学术的,文字的,还有其它的。然而,在这诸多“关口”中,把好书稿的“政治关”却是最重要的一道,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将它把好。关于加强对书稿的“政治把关”,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已是“老生常谈”了,现在谈它似已无甚必要。然而,近年来由于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刊出     

媒介:公民素质的提升者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国家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学说。他认为,这两个“社会”是构成国家上层建筑的两大对立的阶层结构。同时,这两个“社会”也是认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所谓政治社会即国家,它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存在的,而市民社会则是在近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中壮大成长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与政治社会双雄并峙,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局面。它们分别代表着“‘私人的’组织的总和”与国家统治权力和管辖职能的行使者的利益。而且政治民主的力量越是强大,市民社会的作用与地…     

把讲政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去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思想宣传和新闻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中,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强调过的“要政治家办报”的重要思想,并指出:“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翻开迄今为止的中外报刊史,无不说明一个道理:凡是报纸,归根结底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服务的,都是讲政治的,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就讲资产阶级政治。我国近代办报的先驱者之一梁启超,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维新变法”,就提出过“政治家办报”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     

在新形势下努力做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工作

新认识,新起点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受“四人帮”破坏的一个重灾区。“四人帮”猖狂时期出的政治理论书,除已大量报废造成了经济损失外,更重要的是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坏的政治影响,破坏了政治理论书的声誉。今后怎么办?编辑很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