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的角色与作用

随着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增强，民行抗诉案件正趋于增长之势。在民行抗诉案件中律师应提前介入，积极主动地与检察机关配合，支持与协助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提高检察机关抗诉的成功率，同时，充分发挥自的专已业特长，维护人的合法权益，以维护司法公正。     

完善民行案件抗诉制度的若干思考——以《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为中心

由于立法对于检察机关的民行案件抗诉制度的规定存在很多缺陷,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充分行使对民行案件的抗诉监督权利？文章围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论证了应当给予申诉人和利害关系人救济权利、对于不提请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不提请抗诉决定书》、抗诉书应当建议审理抗诉案件的法院和抗诉案件审结后的监督等问题。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过程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法院对案件事实做出错误认定的证据提出抗诉。然而,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是否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失衡的地位,使申请抗诉的一方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是颇具争议的问题。那么,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我国刑事抗诉与民事抗诉之比较

刑事抗诉与民事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实现审判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其目的都在于纠正人民法院不适当的或错误的裁判，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制的正确实施与统一。但这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抗诉，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本文特对二者的主要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以便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抗诉制度，有效地实现法律监督；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我国检察监督理论的研究。     

如何做好民事行政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有权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当事人申诉的案件，有相当部分不符合提请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情形，做好这类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维护判决权威，同样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     

试论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法理基础及其规范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仅局限于抗诉方式,针对公益诉讼案件无法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致使受侵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通过对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现状与历史考察以及对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法理基础分析认为：应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与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切实履行其民事公诉权的神圣职责,并对其提起诉讼的方式、范围等进行规范,以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浅议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完善

探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人民法院错误生效的民事行政案件的裁判提出抗诉、再审、出庭的对策,把“事后监督”改为“同步监督”,以及如何限制抗审级别,提出法律应赋于检察机关对抗诉再审案的权力和完善监督机制的构想。     

如何做好民事行政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有权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当事人申诉的案件,有相当部分不符合提请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情形,做好这类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维护判决权威,同样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     

论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检察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权力与职能,但目前民事诉讼监督存在检察监督内容不全面、抗诉事由规定不合理等许多问题,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职能。因此必须从依法赋予检察机关起诉、参诉和抗诉的权利,细化检察机关的抗诉事由等多方面去完善民事诉讼检察制度。     

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研究——从量刑建议到量刑抗诉的路径考察

量刑建议是解释量刑抗诉合理性的依据，量刑抗诉需要以量刑建议的明确化为前提；同时，量刑建议也是限制量刑抗诉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建构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特别是量刑建议与量刑抗诉之间的制度衔接，以及量刑抗诉本身的修正问题。     

法学观摩审判教学法的组织与实践

法学教育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之能力,非常重要。而观摩司法机关审判活动,是与模拟审判活动一样重要的实践教学手段。观摩审判教学活动的计划和组织,包括案件类型、审级、审判组织、时间、交通安排,以及对案件的预处理和活动之后的分析报告、师生交流、总结。教师作为总组织者,要和学院各部门尤其是学工办以及学校后勤等通力合作,才能确保观摩审判教学活动收到预期效果。     

民国初年的司法官制度变革和人员改组

从清朝到民国,经历了政权更迭,但清末新政中创设的许多司法制度在民国时期得以传承,民初的司法变革就是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就司法官制度设置而言,民初司法改革强调司法官必须是新式法政人员,这导致大量旧式刑幕人员“下岗”;而在清末已经担任司法官的新式法政人员,则可在新政权中继续任职。历史变迁往往如此,新旧并存,更迭中包含传承。     

刑事诉讼沉默权之我见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 ,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制度。沉默权的确立与否是目前刑事诉讼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 ,学术界争论已久。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惩罚犯罪 ,保障无辜的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 ,而且也成为衡量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护的标志之一     

从正确对待被告人口供的角度论刑事错案的防范

错案是司法制度的代价,任何司法机制下都会产生错案,它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但是通过研究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可以最大限度防止错案发生。而且不仅要研究刑事错案的个案具体原因。更应该通过其研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研究被告人i：r供与刑事错案的关系,警示在司法实践中过度重视依靠被告人口供所带来的司法“灾难”,旨在解决错误对待被告人口供形成刑事错案的问题。     

对我国批捕权配置的思考

批捕权的配置,关系到司法体制的整体性、科学性和效率性。在配置批捕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属于法院或者检察院,而应该以目的、功能和效率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配置。本文在分析我国批捕权现状的基础上对批捕权的配置提出构想。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理性分析及完善构想

自2009年7月1日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实施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逮捕的改革.此次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基于目前自侦、自捕缺失监督,契合保障人权、程序公正诉讼法理,同时已具有现实可行性,通过完善或创新派出审查逮捕办公室、创新侦捕联动机制、赋予被逮捕犯罪嫌疑人司法复议权、提捕检察机关不捕异议审查机制、引入律师介入审查批捕新机制等措施,实现内外监督,充分发挥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制度优势.     

新罪名司法解释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评析

我国《刑法》新罪名司法解释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存在不符合构成要件、不当扩大犯罪主体外延、没有体现犯罪本质和与刑法罪名体系不协调的问题,值得商榷。我国《刑法》应当建立公务受贿罪、业务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的贿赂犯罪体系,并且重定贿赂犯罪的罪名,分别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     

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认定——兼论交通肇事罪的刑罚适用

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刑法及司法解释都作了明确规定,但在理论上对该行为性质的认定却存在较大分歧,认为因逃逸致人伤亡的案件比较复杂,有些确实应该按故意杀人罪论,刑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得过于单一。事实上,不仅因逃逸致人伤亡的案件,而且因逃逸致人重伤的案件中,也有部分属于含故意犯罪的情况,正确界定交通肇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界限．是公正适用法律的前提。     

论轻伤害案件的调解处理

近年来,轻伤害案件是多发性案件,亦是困扰司法机关执法质量的案件,其中多数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实际上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司法解释精神,亦不利于维护法律尊严,更容易导致司法腐败.法律应对此案件的诉讼程序予以明确的规定.     

涉检信访类型化终结机制研究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面临的信访案件呈现复杂多样、处理难度大的特点。涉检信访终结机制应采取分类终结模式,对司法性的涉检信访,采取司法化模式,对于行政性的涉检信访,采取三级终结形式,对国家赔偿类涉检信访,采取报告备案方式。同时,建立相应的保障协调机制,确保信访者权利能够得到实现、终结涉检信访案件有效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