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及其政治宣传作用

新闻工作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特别重视党报在思想政治宣传中的主力军作用.土地革命时期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党报宣传,对当前党的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一,必须充分发挥党报在思想宣传阵地中的引领作用;第二,新闻报道要具有目标性;第三,必须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列宁新闻思想与《红色中华》办报理念

从《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刊发表的新闻论著及瞿秋白、张闻天的两篇论述《红色中华》的文章看来,《红色中华》的办报理念深受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选择性地接受了列宁关于报刊作用、如何发挥党报作用、出版自由、党性原则等观点,并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定的转化。     

《红色中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宣传火种——基于《苏维埃建设》专栏文本分析

《红色中华》报刊专门设立了《苏维埃建设》这一栏目,该栏目针对农民土地、工作指示、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报导,报导内容主要体现了三个鲜明特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建设的根本保障;坚持为人民服务是苏维埃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坚持服务革命战事是苏维埃建设的主要任务。     

论《红色中华》报的舆论监督取向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创办之初就把舆论监督列为办报的重要取向之一。舆论监督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揭露一些公务人员挥霍享乐的生活态度、敷衍塞责的工作作风,以及漠视文化教育的倾向和封建迷信观念。《红色中华》的舆论监督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展开的,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监督比较彻底,被监督者拥有对等话语权,支撑舆论监督的观念具有明显的相对性。整体而言,《红色中华》起到了绳愆纠谬、指瑕摘疵的作用,在端正政风、树立正气等方面,发挥出其特别的功效。     

统一战线与革命动员:中央苏区宣传东北义勇军运动探究--以《红色中华》为中心

《红色中华》关于东北义勇军的报道,据其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东北义勇军性质与组织领导系统;二是关于东北义勇军英勇战斗抗击日军及揭露国民党妥协政策;三是关于苏区军民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及中共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统一战线正是中共以宣扬义勇军的英勇抗日事迹、组织苏区民众援助义勇军运动为契机而萌芽并走向实践的。中共在国民党不断地围剿苏区的背景下,积极报道东北义勇军运动的另一深层用意,显然是以此凝聚苏区革命民众的意志,鼓舞斗志,为反"围剿"战争进行革命动员。     

论《红色中华》的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报道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影响力最大的红色报刊,它的创办与发展始终围绕着为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服务的目的。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中华》刊载廉政建设的方针政策和社论,引导苏区的舆论导向;刊载廉政建设的案件信息,强化廉政建设的成效;刊载廉政建设中的正、反面典型,启迪广大干部。在廉政建设的实践中,《红色中华》形成了号召性、人民性和趣味性的报道特色,为革命战争时期党如何利用机关报推进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红色中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所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也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的一份报刊。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实践,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及时登载和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红色中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个突出特点,即实践性、大众性和曲折性。     

《红色中华》法制专栏设置及影响探析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喉舌,设置了多种法制专栏,因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起着中央苏区法制宣传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使广大苏区军民认同了新的法律理念,认同了新法制,从而空前拥护新政权,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     

《红色中华》与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

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自成立以来,对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经过了从建党初期的民族复活到新中国建立前的民族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振兴,最后到新世纪和新时代明确提出的民族复兴的变化。而在抗日战争前期,中共提的比较多的是民族解放,这是中共民族复兴话语的时代表达。《红色中华》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机关报,是记录和传播中共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载体,其言论反映了抗战前期中共对于民族复兴的认识,体现了中共围绕民族解放,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主体、道路等方面的深入的思考和积极实践,展现了中共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推进民族国家发展振兴的历史图像。而将《红色中华》与同时代其他报刊的比较,则凸显了中共在抗战前期民族复兴思想的特点及其连续性。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苏区建设和巩固及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为了寻求局部执政的合法性、破除负面形象,中国共产党把《红色中华》作为形象塑造的重要窗口。在《红色中华》的宣传和塑造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爱国御辱、先进政党、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回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些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红军的革命动员

作为一支外来的军队,红军经过艰苦的革命动员才最终立足于赣、闽乡村社会。这一时期,红军通过革命宣传,扩大了革命的影响;重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作用,使军队与地方的革命动员相互配合;注意克服地方武装地方主义观念,以帮助其壮大力量。由此,共产党开创了赣、闽区域革命的新形势。     

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略论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

红军长征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爬梳红军长征期间特别是在贵州的文献资料及现存的革命遗迹，并借鉴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考证。分析了红军长征中对宣传工作的重视、结合各种形式的标语、歌谣、布告以及大量实际行动的证明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彩，同时分析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客观上宣传和扩大了红军，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中央苏区红军卫生防疫工作的经验

面对中央苏区经常性爆发的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苏区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相关的医疗机构,加强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使得整个红军的卫生防疫工作逐渐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起来,有效推动了红军的卫生防疫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同时进行卫生防疫工作的宣传和相关知识的普及,广泛动员指战员积极参与卫生防疫,并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保障卫生防疫工作的实施.虽然当时的有些做法显得比较原始和简单,但它们确实起到了防止中央苏区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和流行,对保障红军和苏区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鄂豫皖苏区宣传鼓动的多样化形式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鄂豫皖苏区为了动员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创造了极其多样化的宣传鼓动形式,主要有:办农民夜校、教唱革命歌曲、运用口号标语传单、召开群众会议、创办各种报纸刊物等纸质宣传品等,其综合运用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场景氛围,身处其中的农民被感染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革命洪流之中。     

试析《西行漫记》之史学思想

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很快就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国内外的中国苏区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及思想观念。斯诺在书中揭示和阐释了红色中国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必然性,中国革命胜利的源泉在于民众,以及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等史学思想,从而得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的结论,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斗争的看法,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远东战略决策,这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福建地区中共武装番号的策略性演变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国民党内部也爆发了反蒋事变,内外局势错综复杂。中央苏区被破坏后,国民党继续＂清剿＂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福建各游击区彼此隔离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在艰难的环境下,红军游击队根据形势不断改变番号,并将此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继续革命。     

双重视阈下民国南通红卍字会运作的实态分析

南通红卍字会是＂世界红卍字会＂的分会。通过地方史和社会救助网络的双重视阈,对南通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做一番探究,可见地方红卍字会运行兼具本土和网络双重属性。会员本土绅商的属性及立足地方的社会救助机构使其能够积极谋求地方政权机构的支持。网络属性使地方红卍字会区别于传统地方绅商救助团体,其社会救助具备了社会救助资源募集地与救助地分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