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情怀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家情怀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主要依据计划行为理论，从企业家情怀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入手，构建了企业家情怀经由风险承担与压力应对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利用183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风险承担和压力应对在情怀到创新投入的影响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论文将企业家情怀纳入创新研究，补充和完善了企业创新动机理论，对企业家情怀的研究也有效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内容，论文同时也从企业家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管理启示，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模式研究——以九洲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依据流域生态治理阶段,针对跨省重要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例确定的思路。试行阶段以污染控制和水质改善为目标,补偿资金由流域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分担,且在3年期间国家分担比例逐渐降低;修复阶段以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补偿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达标,分担比例以上游、下游水量分配作为依据,双方共同承担;稳定阶段以上下游互利双赢、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机会成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分担依据。通过对九洲江流域鹤地水库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补偿资金在3年试行阶段上游广西、下游广东、国家三方承担的比例分别为：第一年25.00%、25.00%、50.00%,第二年28.50%、28.50%、43.00%,第三年33.30%、33.30%、33.30%。修复阶段广西、广东、国家分担比例为39.30%、53.60%、7.1%;稳定阶段广西、广东分担比例为48.60%、51.40%。本文为确定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提供参考,并可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依据。     

多维计量指标融合下的学者综合影响力评价研究——以基因编辑领域为例

学者影响力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平,甄别综合影响力优异的学者有助于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通过构建基因编辑领域学者的学术文献影响力、学术合作影响力、学术引用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网络社区影响力间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多类指标对各维度影响力的作用程度,结果发现学术迹、合作引用强度、引文网络PageRank值、Altmetrics-h指数均在各层面影响力有更高的贡献作用,Researchgate类指标在揭示网络社区影响力中作用相当。利用天际线算法对基因编辑领域学者进行综合影响力评价实证,发现涵盖Researchgate指标的评价体系可帮助遴选更多学术水平优秀的学者,结果与领域研究的实际推动者较为一致,进一步证实了该多维综合评价体系的可行性以及Researchgate类指标作为补充性指标进行学术评价的有用性。以上结论均可为科技评价理论拓展和应用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专利资源碎片化、反公地悲剧与政府治理

在专利资源碎片化的背景下，专利市场治理在专利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美国航空产业专利市场治理案例为对象，通过博弈分析和案例论证，研究专利资源碎片化情境下的专利市场反公地悲剧及其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专利资源碎片化导致专利市场交易成本负担过高，市场机制失效，出现专利市场反公地悲剧；政府通过强制交叉许可、价格管制等手段降低谈判成本、控制许可成本，促成专利池组建，有效治理专利市场失灵，避免反公地悲剧。     

军民融合程度评价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军民融合程度内涵,从军民融合广度和深度层面研究其结构,然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视角对军民融合程度进行评价,最后提出军民融合程度优化对策。研究表明：军民融合程度是由军民融合广度和军民融合深度构成的“二位一体”的综合系统。广度上,覆盖产品军民一体化、规范军民一体化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军民一体化。深度上,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向研发、试验、生产和服务等若干环节全面渗透。微观、中观和宏观军民融合程度的值域均为[0,1]。通过构建自上而下的军民融合程度优化对策体系,可为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提供保障。     

国企混改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路径研究——双元创新理论下的双案例分析

国企混改整合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培养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进而有效提升国企运行效率。然而,现有理论研究表明,国企混改整合是否能提升国企运行效率与绩效,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以创新方式为视角,基于双元创新理论,采用双案例对比研究方法,探讨处在不同的混改整合阶段下创新方式对战略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机理。研究发现：在混改整合准备阶段,利用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而在混改整合优化阶段,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战略绩效。研究结论不仅解释了理论界对国企混改经济结果现象的争议,建立了国企混改整合中不同创新方式对企业战略绩效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而且拓展了双元创新理论在管理学中应用的边界范围,为混改企业提升战略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     

FDI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分布差异与投资区位选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本文以挖掘FDI区域分布绩效的差异性为目标，引入评价要素的时滞效应，构建动态Malmquist模型，以中国省域为例，从能源、人力、物力、开放度四个方面，深入剖析FDI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分布差异。继而，基于多维尺度可视化分析，将绩效结果解析为代表纯技术、规模效应兼顾的硬实力和代表创新效应的软实力，分阶段评析FDI区位选择的侧重维度。研究发现，FDI区域分布的差异性通过各分解效率指标得以清晰反映；中国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侧重维度逐渐向多指数共同提升的FDI巧实力转型。此外，注重“一带一路”等政策红利的长效发力，结合本地要素因地制宜，是增强FDI投资区位选择优势的关键。     

IJVs非正式控制、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本文以控制理论、资源交换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研究了非正式控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探讨了知识转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组织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了174家IJVs的有效问卷。通过逐步层次回归法、验证性因素分析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等方法，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型。研究表明，非正式控制对隐性知识转移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隐性知识转移在非正式控制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组织学习能力在非正式控制与隐性知识转移以及隐性知识转移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中国自然资源综合区划理论研究与技术方案

自然资源综合区划是土地、矿产、森林、草地、湿地、水和海域海岛等复合自然资源空间异质性的直接反映,是分区、分类、分级推进自然资源综合观测体系构建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布设的重要科学依据。目前中国自然资源综合区划理论研究较为欠缺,且技术方案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准确的评价范式。本文基于自然资源格局、演变和功能特性,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管理为出发点,阐述了自然资源综合区划的概念框架;按照主体性、整体性、多尺度、等级性和发展性五大原则,提出了区划技术方案,并初步开展实证研究;最后,比较了自然资源综合区划与自然区划和生态区划的差异。本文研究成果可增强对自然资源耦合关系和分异特征的科学认识,促进多学科建设,服务于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建设等国家战略需求。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赋权,借助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定量评价模型,对湖南省2000-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度动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前者明显快于后者,两系统时间性协调存在不均衡性;从结构功能看,两系统相互作用不明显,整体功能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从动态趋势看,两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协调发展度不断提高,但协调类型从城镇化滞后转变为产业结构滞后;各市协调发展度存在不均衡性,东部城市远高于中西部城市。     

“区块链+”商业模式创新整合路径

区块链应用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块链技术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也就是“区块链+”商业模式创新，这些研究成果存在大量相互矛盾之处。这是因为现有研究由区块链出发推演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混淆了区块链技术、区块链特征和区块链理念三个范畴。在梳理三者边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三种“区块链+”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对比分析，发现由区块链集成技术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组态决定了其与具体领域结合时表现出的商业模式新特征。这些特征一般表现为数据权、隐私和数据成本等方面，即“区块链+”商业模式创新点。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块链+”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例如打破垄断、独立自主和合作共赢等，与区块链创生的理念相契合。由此得出“区块链+”商业模式创新的整合路径为，区块链技术组态到具体商业模式的优化创新，再到区块链理念与商业模式理念的双向影响。形成三者循环的动态变化。本研究为不同领域“区块链+”商业模式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区块链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企业家情怀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家情怀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主要依据计划行为理论,从企业家情怀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入手,构建了企业家情怀经由风险承担与压力应对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利用183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风险承担和压力应对在情怀到创新投入的影响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论文将企业家情怀纳入创新研究,补充和完善了企业创新动机理论,对企业家情怀的研究也有效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内容,论文同时也从企业家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管理启示,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权与内部控制构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的主要功能均为风险控制和管理,具有目的和逻辑上的一致性。本文运用中国A股主板企业2011至2015年度董责险、内部控制及财务数据,检验投保董责险同内控体系构建完善程度暨内控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调节效应和作用机理。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投保董责险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内部控制水平。第二,国有企业购买董责险,其内控水平提升效果更显著。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建议企业将董责险融合为内部控制体系及其评价的重要条款。     

中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反思及其完善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自然资源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等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现行自然资源法存在立法理念明显滞后、立法体系不够合理、法律规范配置失衡、立法重心失之偏颇四大突出问题。为此,要提升立法理念,把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与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作为自然资源立法的灵魂;要完善立法体系,制定《自然资源法通则》、《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法》、《资源调控法》以及其他急需的资源单行法;要合理配置规范内容,增加权利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和可操性规定,完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生态系统综合保护能力方面的规范;要建立健全资源调查与评估制度、资源安全影响评价制度、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环境资源综合决策机制以及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三同时”制度等。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现状与未来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人类生产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加剧,人类将面临对生物多样性认知、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以及国门生物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需求。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包括隶属于中国科学院18个科研机构的19家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是我国动物、植物、菌物及化石等标本保藏、研究和科学教育的主要实体场馆,是2个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和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的牵头单位。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标本藏量、管理和利用代表着我国战略生物资源的整体水平,在国家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国门生物安全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与保障作用。基于对其整体现状的全面分析,文章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基本定位、组成与布局特点,馆藏标本的规模、组成与特色,以及与发达国家标本收藏机构的对比;系统概述了依托标本馆在战略生物资源收集与保藏、经典分类研究、志书和图谱编撰、标本信息数字化、科学普及等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并阐述了对前沿科学研究、国家重大需求以及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支撑作用。同时,全面分析了生物标本资源收集、保藏、研究与可持续利用、信息数据共享等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制约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运行与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出了建设国家生物标本馆的具体思路,展望了生物标本资源收集的未来格局,以及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运行模式的发展趋势。     

高校扩招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与实证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准倍差法实证检验了高校扩招政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结论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扩招后教育数量扩张提高了创新能力44.22%,教育质量变化提升了创新能力1.12%。教育数量与教育质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且教育质量提高促进创新的边际效应较教育数量大。机制验证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是扩招（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促进创新的主要途径,且教育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作用较教育数量作用大。本文从创新角度评估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扩招政策,提升人力资本提供了直接政策指导。     

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三阶段组合效率法测度剔除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金融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技术创新无论从创新投入角度,还是创新绩效角度都主要表现为“拉动效应”;金融投资和实体经营的利润率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当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时,企业金融化才会对创新投入表现出“挤出效应”;并且,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效率和创新绩效方面均高于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拉动效应”也高于国有企业。     

谁对孵化绩效影响更大？城市、孵化器与企业比较

    本文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利用2015—2017年的中国33个大中城市857个科技企业孵化器调查数据,基于Fisher判别分析方法比较研究了城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的资源对孵化绩效的影响。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确定了反映城市、孵化器、在孵企业资源以及孵化绩效（因变量）的主要指标,并通过检验自变量对孵化绩效的有效解释能力等手段,构建了一般的判别方程,最后对比高中低三种类型结果的判别方程模型,得出城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的资源对孵化绩效影响的最终强度对比。研究发现：城市、孵化器、在孵企业的资源都对科技企业孵化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在孵企业的影响最强,孵化器次之,城市对孵化绩效的影响最弱。研究表明：科技企业孵化器有较大的存在价值,科技在孵企业和孵化器两个主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科技在孵企业发展。城市创新资源对孵化绩效的影响最弱,表明城市宏观因素对于孵化器和在孵企业的影响并不如人们直觉想象的那么强。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集特点,也表明目前在我国的中大型城市之间创新环境对孵化绩效作用的差距已经出现收敛态势。另外,从具体变量来看,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不论是在孵企业资源,还是在孵化器资源中,人力资源方面的变量都是解释能力最强的指标。孵化器服务人员包括创业导师的数量和质量,在孵企业技术人员的储备都是非常有力的孵化绩效预测指标。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火电企业绿色转型模式——基于华电宁夏分公司的案例研究

火电作为我国重要电力来源,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火电企业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亟待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本文对绿色转型较为成功的华电宁夏分公司进行案例研究,提炼出火电企业绿色转型模式：以企业绿色发展战略为导向,以火电生产全过程为对象,以产业链延伸和升级为重点,以绿色转型能力建设为保障。这一模式可为其他火电企业的绿色转型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也为我国能源产业转型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制度支持是否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和产学研合作紧密度的中介作用

产学研的协同创新需要制度予以支持,而现有研究鲜有从制度支持这一“帮助之手”视角展开探讨。因此,本文依据二分法制度理论,在将制度支持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支持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就2010-2016年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探究制度支持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并考察在这一影响过程中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以及产学研合作紧密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帮助之手”,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支持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正式制度支持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但却减弱了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产学研合作紧密度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支持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为从制度支持视角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出建议,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