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严复与伊藤博文的个案叙述

中日两国在近代面临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时，各自分别采取了“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不同接受姿态，其造成的结果也大不相同。本文以严复与伊藤博文学成归国后的境遇示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张之洞和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

张之洞认为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认为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     

“西学东渐”的传播学研究

在整个世界大化的发展进程中，各子系统之间常常不同步也不均衡，正是这种不同步与不均衡导致了系统间与系统内的交流与碰撞，16世纪以后，中国的化体系而旷整个世界大学化的全面挑战，因而不得不通过长期的痛苦的心理调适和思想转轨，才能最终完成更新观念，改造落后而顽固的传统化。五四新化运动引入“西学”以改造“中学”，从西方化中寻求民族化的新出路，已成为新化传播们的共同方面和一致行动，传统化的权威至此已彻底动摇，有人甚至公开主张“全盘西化”。鲁迅代表着中国民族化的方向，他的“别求新声于异邦”，实际上成了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根本的化选择原则，西方的化体系由此渐渐全面侵入中国化的机体。     

“锐实力”思潮下中国软实力提升的现实理路

西方智库从自我视角发现,用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无法确切地描述中国的具体影响力,因而提出了一个介于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锐实力”(Sharp Power)。澄思寂虑,西方的中国“锐实力”思潮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当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不同境遇,也透视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仍任重道远。为此,要夯实中国价值基石,把准中华文化命脉,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注重媒体舆论力量,掌握国际话语权,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基础支撑。     

“中体西用”文化别论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其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中西化关系问题的认知水平。     

"共工"、"女娲"、"大壑"神话与战国时期的宇宙学说

“共工”、“女娲”、“大壑”三则神话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个完整系统，它是战国秦汉之际人们用神话思维对宇宙天地自然现象的不断解释。这些神话都是前赋文化的各种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综合下的产物，不能一概解释为原始人类的创作。21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应该摒弃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另辟蹊径，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法，用中国文化解释中国神话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输入观述论

在西方思想学说纷至沓来的“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对西方文化要“选择得当”。其理论依据是：其一，由于民族性所在，西方的文化未必皆适合中国；其二，他们认为“提倡新文化者”在输入西方文化上存在着误区——迷信、盲从欧化，有“偏”和“隘”的倾向；其三，西方文化的构成是广博、复杂、良莠并存的。要“选择得当”，前提是对西方文化有广博的了解、深入的研究、精确的判断，并且遵循一定的标准，如“真”、“精华”、“相互发明”、“补吾所缺”、“救吾之弊”等。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这些主张是比较理性和可资借鉴的，但是在实践中，他们却常常背离了理论上的“理性”。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范式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范式面临重构的诉求,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激烈争辩,陷入了物质与精神、中学与西学的“两难”选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后,带来了哲学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的根本性变革,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范式,并带领中国文化走出“两难”困境。这个文化范式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运行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式。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也不同于西方文化范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范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时代性和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互动的结果。     

19世纪中后期中日西学之比较

19世纪中后期,面对着本国国力落后,帝国主义强国用武力打开国门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上地掀起了西学的浪潮,开始寻求富国强民之路.但是在西学的过程中,两国分别针对自身特点,学习西方的不同方面来增强自身国力,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中国迫于形势,在技术面上的引进采取了主动,而对西方的制度文化的接受却是极其有限的,但在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然而在政治制度上则并未改变.而日本则全盘式西化,不仅从技术、制度,而且在文化等深层方面都接受和吸纳了西方文化,因而从整个社会开始了改革的变通,这使得日本经过短时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自我意识西方化的国家,从而在世界立于一席之地.学习研究两国在对待西学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两国在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对于我们今天吸取他国先进经验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日民族文化形态的不同体现——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度中发生、发展。西方崭新的文明文化观冲刷着中日两国陈腐的传统观念,给封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思想、新内容、新方法、新境界,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两国在西学输入过程中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汹涌波涛,中国逐渐形成了“中     

解析中日“忠”文化的差异

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在“忠”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以“忠”文化为起点,简析了两国之间文化的差异,在“忠”文化产生的时间、行为、思想、对象及意义等方面作了探讨。     

中日“恩”文化之比较

儒家学说对日本文化影响极大，中日文化一脉相承。但是，由于各自政治、思想、经济等环境的不同。两国的文化发展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作者对两国“恩”文化的政治背景，伦理道德，以及“恩”之性质等进行了粗略的比较。     

英语专业“中国文化外宣”课程思政“课程链”建设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误解就需要培养高层次的外宣翻译人才。结合英语专业课程特色,探索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外宣”课程思政“课程链”。以“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思政主题为线,联通相关课程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引导学生通过第二课堂和创新创业项目形成课程思政教育产出,从而培养熟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兼具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外宣翻译人才。     

日中早期音乐教育异同谈

(一)近代中日两国音乐教育先后走上西学之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日、中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先后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共同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和深刻的西方文化的洗礼。两国先后改革了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教育体制,建立起了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开始了逐渐建立近代学校音乐教育体系的新纪元。日本传统音乐称为“邦乐”,“邦乐”的教育、传承,与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有相似之处,即主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探析

曾国藩文化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两个方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华夏中心”论的束缚,不自觉地迈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步履。     

从中日两国近代航运业发展状况的不同看国家政权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从中日两国近代航运业发展状况的不同看国家政权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朱荫贵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中日两国都进入了一个严峻的时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中日两国分别在“鸦片烟火”和“黑船来航”的压力下洞开了国门，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起点，两国原来...     

全球化时代的“软权力”与文化安全策略

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权力”战略对全球的无形影响和渗透，文化领域的扩张与反扩张、渗透与反渗透逐渐构成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安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当今世界的“软权力”渗透与竞争问题，以期寻求一种国家安全战略意义上的应对之策。     

需求文化问题与“文化学”建构的本土

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背景下,受西学启示,部分中国学人致力于“文化学”的建构。20世纪以来对于本土文化问题的广泛关注,提供了“文化学”理论在中国的独特的社会需求,导致“文化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文明边缘、学术文化落后的国家获得特别的发展,与其在西方学术界的景况相比,甚至十分超前。这一学科在中国,发轫于20世纪初开始的中西文化冲突;     

华泰翰林 一切源于文化

华泰翰林是一所多家实体公司的基础上延伸的，致力于研究爱的智慧和卓越人生的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公司在借鉴中国悠久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管理工具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融汇贯通中、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为本，研发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