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史料运用的特色

历史资料是黄宗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相关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论著的史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本满铁调查统计资料、历史档案资料和亲身的调查访问资料。建立在丰富的满铁资料、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多次实地考察基础之上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加之兼融美国、日本和中国广阔的学术视野,使得黄宗智在历史学研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黄宗智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有学者指出了他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需要更为扎实的材料、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中外学者进一步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文化素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文化素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张岂之①一、教育功能问题中国古代教育理论以“人”为中心，将教育的功能归结为对人的塑造。塑造有道德的“君子”；再培养“仁人”——圣贤。中国第一位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用毕生精力搜集整理文献《诗》、《书》、《礼》、《乐》、...     

交融与一体：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与“中国”——《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引出的话题

“边疆”与“中国”是内涵丰富的两个词语,而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是认识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关键。《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有关“云南”和“中国”的学术预设存在问题,相关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是其代表,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从中华大地独有的疆域观、族群观和政权观去审视才能清晰看出作为历代王朝存在区域的“中国”和其外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如何通过“交融”而最终走向“一体”的轨迹。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

西方知识论始于希腊哲学，探讨对于外部实在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这种知识论是包含在实在论中的；至近代，康德提出批判的知识论，为作为知识范例的科学知识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现代，则建立了自然主义知识论。中国传统知识论的主题乃是实体与功能、经验与悟性、理论与行为的统一。主要形式有《周易》本体知识论模式，其要在于“观”；孔子的心性知识论，其中心为包括“观”与“行”的“学”。     

本刊“中国农村研究”专栏：2005年度优秀论义评选揭晓

“中国农村研究”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社会科学版）》的品牌栏目，本栏目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倡导多学科进入，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刊发涉及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章。本栏目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于2005年设立“中国农村研究奖”。依据《关于设立“中国农村研究奖”奖励基金的通告》和《“中国农村研究”栏目优秀论评选规则》，本刊聘请有关专家经过认真评选，于2006年9月评选出2005年度“中国农村研究”栏目优秀论，刊发在本-T1j2005年第2期上的《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走向》获此殊荣，学报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1万元。     

“文化广州”的现代诠释——论《城市：作为符号与表征》的视野与体系

金岱等著的《城市：作为符号与表征——文化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广州论》以“文化广州”为研究对象,通过重塑城市文化研究的视域、定位和表征体系,从而超越“广州”此一狭窄地理概念,使之成为了探讨中国文明转型期文化总体进路问题的一个典型个案和理论基点。     

黄宗智“法律说”之缺陷评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黄宗智为代表“新法律史”研究群迅速崛起，重视对司法档案的解读，根据对巴县、宝坻县和淡新档案中的628件清代民事的研究，对滋贺秀三《中国的法与审判》中对清代民事审判的性质的论述提出质疑，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美日学者论争。本文拟从“情理--法律”之争为中心，以黄宗智“法律说”之缺陷为目的，展开述评，以介绍双方争论的内在理路，针对各自局限性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并就清代民事审判研究的可能进路及其现实意义作初步探讨。     

论卜松山跨文化对话观及其审美实践——以卜松山的《原诗》研究为例

卜松山先生以中国文学文论为中心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对于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流,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以西方文论和美学的视野,综合运用中西文论研究的方法,如文本解读与范畴阐释相结合以及“知人论世”的方法等,对叶燮的《原诗》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独特阐释,成为他跨文化对话观的审美实践的成功典范。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切入论题上的“知人论世”、研究思路上的“考镜正变”到理论视域中的“他者“洞察这三个方面,实践了他以中西文论平等对话为核心的跨文化研究。     

对音乐传播价值观的分析与反思——评何晓兵《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

在“文化价值的中心观”的影响下,中国内地的电视音乐传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价值观褊狭,中国的民族音乐资源正在进一步丧失。本文从解析何晓兵教授的新作《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入手,阐释“文化价值的中心观”对我国音乐传播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发的“民族化”趋势。     

历史：在理论和反理论之间——以柯文为中心的对话

当前,高校历史教育、研究和学习过程中,要涉及到大量西方中国史研究著作,柯文的两本著作《历史三调》和《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此类著作要进行正确地解读和利用,才能吸收其养料,剔除其糟粕。历史是理论的,更是反理论的。每一种理论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不足。历史学只有在理论与反理论之间才能永葆青春。     

三个务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个务必”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内涵的提炼总结,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其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结合;“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结合;“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观与中华民族伟大斗争精神的结合。“三个务必”的提出对新时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的“结合”,前提是互相契合,依据是中国实际,结果是互相成就。     

语用学研究新视角：“社会—认知”语用思想

“社会—认知”语用思想产生于21世纪初期,是当前语用学研究中最新的研究视角之一.该理论结合以合作为基础的语用观和以个人中心为基础的认知观,探讨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在交际中的作用,分析突显与关联、意图与注意、先前经验与当前经验的相互作用.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试说《墨经》修辞观及其修辞实践

《墨经》对中国传统的“修辞立其诚”的修辞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诚信,既是文化价值观,也是修辞的根本目的。以诚信为归依、以尚质、“抒意”为特征的修辞观与《墨经》语言运用中的修辞实践是一致的。其理论阐述和修辞实践,为后来的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文学梦”--评林顺夫教授《透过梦之窗口：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艺理论论丛》

美国密西根大学林顺夫教授曾撷取“透过梦之窗口”这一精巧比喻诠释了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中的“文学梦”。从《庄子》到晏几道、苏轼、吴文英的词再到《红楼梦》,他的研究指出这些“文学梦”并非仅仅以实际的梦境经验为基础,而是将作家特殊的哲学思考付之于特定语境的再度创造。“文学梦”既包括“我思故我梦”的层次,也包括“我思。我梦”的内容。“梦之窗口”既是一种特殊的观物方式,又创造出一种新现实。     

中国古代主流文学批评理论的语言文化策略

言意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从庄子“言不尽意”的沮丧到孟子“言近指远”的信心;从《左传》“不言,谁知其志？”的困惑到《吕氏春秋》“圣人相谕不待言”的觉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围绕着言意关系所展开的从认识论、方法论到审美终极论的讨论是深入的,所提供的语言文化策略是智慧的。     

历史教育：放宽课堂教学的视界——从阅读、听课看“大历史观”在教学中的运用

阅读黄仁字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最大的收获是对“大历史观”有了初步认识。“大历史观”即宏观历史观,就是用宏观的、放宽的视野来研究历史。黄仁宇先生是这样解读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广泛地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之后与美国、西欧史进行比较,加以研究。阅读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时,     

《婴宁》的文化解读与小说的文化研究

《文学评论》一九九九年第五期发表了杜贵晨先生《人类困境的永久象征———〈婴宁〉的文化解读》一文,(以下简称《解读》)观其解读小说文本的“考据”方法,味其以文化精神诠释小说的独特思路,启悟颇多,但又觉得这一《解读》,不仅关乎对一篇小说的理解,而且投射着当今小说文化研究中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有必要提出不同思考以供商榷。《解读》一文最核心的观点是:“婴”与“撄宁”,出自《庄子·大宗师》,《婴宁》即《庄子》“撄宁”思想的演义。这确实是“近三百年来未见有揭出者”的创见。但是结论还不能令人诚服。因为,《婴宁》…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中国电影大片20年：类型拓展、文化融合与工业美学反思

21世纪以来,中国大片在电影产业低潮中崛起,从单一到丰富,已经走过20年的发展历程。从2002年《英雄》肇始的古装武侠大片,到2009年《建国大业》引领的主旋律大片,经2017年《战狼2》等“外向型”新主流大片到“我和我的”系列等“内向型”主流大片,直至以《长津湖》为代表的战争大片的崛起,持续发挥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成为中国电影整体艺术、产业、文化格局中最重要的现象。大片打造了21世纪中国电影的辉煌,打造了中国电影大片的初步类型形态和格局,确立了“电影工业”“电影工业美学”“重工业电影”等观念,熔铸了家国民族和谐的“文化共同体”,其发展有着许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启示和遗憾、教训,反思不可避免,“电影工业美学”视域的反思尤有必要。中国电影产业应继续保持大片的“领头羊”优势,同时探索大片类型与电影生态的多元格局态势,探寻电影大片下一个20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道。     

文化批评的犀利与缜密——评管宁新著《消费文化与文学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这个研究范畴隐藏着某种方法论的限制,与“现代文学”研究日趋转向史实实证式的“古典化”研究理路比较而言,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无疑更需要当代理论资源的支持,更需要新的理论工具和问题意识。管宁先生的新著《消费文化与文学叙事》,以清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图谱为背景,聚焦于“消费文化”与“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从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对近二十年来的文化场域与文学叙事做出了犀利而缜密的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