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及公证遗嘱

本文主要阐述了遗嘱的法律依据、遗嘱的有效形式、遗嘱和遗赠的区别,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等。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合法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公证遗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规定的五种遗嘱形式之一,它是我国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所立的遗嘱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确定立遗嘱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遗嘱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对遗嘱进行公证证明,出具法律文书,以确定其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遗嘱。遗嘱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为《继承法》第16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我国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4月10日颁布实施的,由于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立法之初受到时代和立法技术的局限使得立法过于原则化,当时公民继承的遗产大多局限于消费资料,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的内容更趋丰富,社会实践也更加复杂,《继承法》和我国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已日显落后,导致《继承法》中所涉及到的遗嘱相关问题也出现了法律上的空白。     

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研析

共同遗嘱是我国继承法上的立法空白,理论上与实践中均需要明确法律调整的态度与尺度。文章立足共同遗嘱调整中的关键问题,抓住共同遗嘱与遗嘱自由的关系这一核心,提出了共同遗嘱法律制度的框架、要点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见。     

论共同遗嘱

我国《继承法》没有对共同遗嘱作明规定，但实践中共同遗嘱却大量存在，表现为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与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两类，而只有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才具法律意义。学术界对共同遗嘱有着不同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遗嘱本身利弊兼存。从我国继承法律制度发展方向以及民间实际做法的角度看，应以承认共同遗嘱法律效力为宜。由于共同遗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共同遗嘱的不同内容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浅析我国遗嘱信托制度法律构造

遗嘱信托作为一种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独特的功能,正逐渐引起我国的重视。在英美法系,遗嘱信托制度早于合同制度受到衡平法院的承认,它注重的是委托人意愿的反映,注重遗嘱信托财产的转移和确定的受益人,其核心始终围绕在为受益人的利益去管理遗嘱信托财产处理遗嘱信托事务。大陆法系在从英美法系引进遗嘱信托制度时,注重的是怎样从传统民法中解释遗嘱信托这一特殊制度,但始终因为遗嘱信托的异质性而无法实现理想的融合。明晰遗嘱信托制度的法律构造对于遗嘱信托关系的形成与遗嘱信托行为的成立显得尤为重要。     

论继承法中的共同遗嘱问题

我国《继承法》对共同遗嘱没有明文规定,但实践中共同遗嘱一直存在,表现为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形式与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两类,只有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才具有法律意义。学术界对共同遗嘱存在不同的理解,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遗嘱本身利弊并存。因为共同遗嘱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建议实践中应据内容的差异选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我国遗嘱形式的立法缺陷与理论重构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及新兴载体的出现,因遗嘱形式问题及不同遗嘱形式之间效力问题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我国《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宜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例,考量我国的实际情形,完善我国有关遗嘱形式的立法规定。     

论遗嘱继承制度的立法完善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制度的规定已无法满足变化了的社会生活需求,其中遗嘱自由限制与遗嘱执行制度的主法缺陷尤为显著。因此,对这二者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立法构想,是完善我国遗嘱继承制度的必然要求。     

遗嘱解读:“卡夫卡式”的后现代意味

用“卡夫卡式风格”这样的词语来概括卡夫卡本人的艺术特点,等于仟么都没说。本文通过对卡夫卡“遗嘱”(亦即他对自己文学作品的处理态度)的解读,将遗嘱执行者马克斯·勃罗德的“权威性解释”引入,从而暴露出遗嘱所具备的自相矛盾之处,使之形成自我缠绕的逻辑悖论——卡夫卡的小说既不是写给自己读的,也不是写给读者看的,它“拒绝阅读”。然而,联系他在写作时的矛盾心理,联系其他人类似的作品处理方式,则令人怀疑,他的遗嘱是否属于一种推销自己的后现代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遗嘱从一个侧面证明,所谓卡夫卡式,是一种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对卡夫卡精神的概括和把握。     

论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的限制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行为。世界各国继承法都毫无例外地承认公民享有遗嘱自由权，从而遗嘱自由成为了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不是绝对的。本文从“泸州遗赠案”引发的争议入手，分析出学术界之所以对这一案件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就在于我国继承立法缺乏对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通过比较各国立法例中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和我国立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提出我国应当确立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限制的立法建议。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现行《继承法》由于立法之初的局限性,导致在遗嘱继承制度设计上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我们应当以《民法典》的制定为契机,从遗嘱的形式及其效力、遗嘱内容、遗嘱能力、特留份制度和遗嘱执行人制度等几个方面对现行遗嘱继承制度加以修订,完善遗嘱的形式要件和效力规则,增加关于遗嘱内容的原则性规定,明确遗嘱能力的界定标准,确认和建立特留份制度。     

浅析我国继承法之遗嘱自由

遗嘱自由作为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原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价值观、伦理观激烈冲撞,在尚未形成稳定的体系之前各种社会矛盾大量涌现.为此,该种理所当然的"自由"必须受到适当的限制.本文从遗嘱自由限制的历史起源,各国立法状况及对我国现行继承法缺陷的分析入手,阐述了遗嘱继承中引入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人性的扭曲与复苏——格里森姆《遗嘱》艺术价值解析

《遗嘱》是美国著名作家格里森姆 1999年发表的第十部法律小说。作品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金钱至上 ,人伦丧失的当今美国社会众生相 ,展现了人性扭曲者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 ,并熔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和严肃小说的思想性于一炉 ,取得了艺术创作上的新突破 ,具有独到的艺术价值     

田野调查与伦理生活研究范式的实现——祁门榨里戴氏阄书的发现及考察

祁门榨里戴氏阄书是于田野调查中偶然发现的一份隐于民间的原生态徽州文书。其发现是抢救和收集徽州文书的过程。戴氏阄书在内容上有重视耕读和类家训等特点,是当时徽州乡村社会伦理生活的一个折射。     

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认为法是人的意志的反映，并且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法从来不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只能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或共同意志，而不是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或某个人的意志，也不是统治阶级每个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     

浅谈国际私法性质问题——以国际法效力根据为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际私法性质的判断受＂国际法=国际公法＂这一传统论断的影响甚深。实际上,在国际私法各组成部分中,冲突法之中的冲突规范可因效力根据源于＂主权意志间相互妥协＂被各国际法主体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并反复实践而被认定为国际习惯。经冲突规范指引而产生的各国法律的适用应被视为国际习惯的具体实践。国际私法的其他组成部分因其调整对象的涉外性而具有国际法属性。     

论宗教法制化的根本动因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宗教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宗教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需求和国家意志的最直接的反映,要求建立公平、正义、秩序化的法治社会。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实体为了适应社会法治化的发展变化,也必须依法活动,宗教法制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     

日本私立学校的发展现状及启示

二战后,日本为振兴私立学校教育,实施了建立健全私立学校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建立私立学校管理制度和政府资助私立学校发展等三大举措,同时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应对策略。这些经验对我国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启示。     

学校精神的三个基本维度

学校精神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可以从三个基本维度来阐释。一是学校精神的情感维度,主要关注群体情感的感染性、教育性与情境性;二是学校精神的意志维度,主要关注群体意志的目的性、坚定性、实践性,焦点在于如何形成积极的、果断的、自觉的群体意志;三是学校精神的价值观念维度,主要关注学校群体信念、群体信仰与群体理想。在学校精神的三个维度中,学校群体价值观念处于最高层次,对学校群体情感、学校群体意志起指导作用,并决定着学校精神的性质、方向和效应。学校群体情感是学校精神的基础,学校群体意识对学校群体情感起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