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系统”

《知识考古学》是关于福柯思想体系方法论的重要著作,本文通过分析福柯“话语系统”的目的和结构,厘清其话语概念、领域和方法。尝试描画出福柯思想方法论的基本范式。     

从阿尔都塞阅读福柯的政治哲学思想

从阿尔都塞阅读福柯,意味着我们将把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为起点来谈论福柯哲学思想的核心:权力、知识.学界普遍认为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人,而福柯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理论家,但正如阿尔都塞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一样,福柯也不认同自己是后结构主义者.因此,从阿尔都塞来阅读福柯,文章没有以所谓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作为分界线,来谈论他们思想的异同,而是具体到启蒙时代以来哲学家所谈论的“人道主义”为起点,即“人的主体问题”.此外,“主体”作为文章的线索将延续到第二部分的“权力”理论和第三部分“政治化哲学”与“去政治化的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     

福柯的几个基本概念

通过对福柯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分析,指出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探讨权力,关注话语产生的社会机制,重视西方的理性传统,是福柯的基本方法与思想特色。     

福柯思想的界外视角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无论思想发展的过程 ,还是理论框架的构成 ,其学说都可分为知识考古学、权力分析学和主体释义学三部分 ,其中主体释义学又统率其上 ,把各部分有机组成一体。通过对现代历史所作的哲学批判 ,福柯以界外视角的思维 ,较全面地清算了现代性思想核心的理性主义传统 ,进而达到对整个现代性系统彻底反思和全面解构的目的。对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理解和现代化建设 ,福柯的思想及其方法或许有另一种启发意义     

论哲学话语的历史流变

研究哲学话语的变化，是考察哲学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思路。从古代到现代，哲学话语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人类的早期哲学话语是“儿童话语”，以“儿童话语”为主流的时代是哲学的“童话”时代；随后出现的是“神秘话语”，以“神秘放语”为主流的时代是哲学的“神话”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话语是“人文话语”，这一时代可以称为哲学的“人文”时代；从近代哲学开始，“权力话语”泛滥，哲学力图裁判和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哲学的“官话”时代。哲学话语的流变，既是人类生活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哲学语言规则变化的见证。今天人们说的“哲学危机”，不是整个哲学的危机，而是“官话哲学”的危机。未来的哲学话语当以“生活话语”或“实践话语”为主流，是“实话”哲学的时代。     

话语观视域下中国政治文献中“中国英语”英译策略

该文试从福柯的话语观出发,引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并以（（2013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中的相关“中国英语”词句及表达形式为研究依据．分步浅析“中国英语”英译的策略．力求促进“中国英语”在中国话语建构中发挥作用,为现代英译者提供英译理论参考。     

关于“话语”的关键词研究

“话语”的源学科是语言学。当代话语理论资源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国内学术界对“话语”（discourse）的运用,主要在语言学领域、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话语理论在呈现出学科融合趋势的同时,也跨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论网络时代的反腐话语权

网络时代的反腐话语实践突破了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哲学命题，话语的权利解释范式由此萌发。网络的开放性使反腐的权力与权利两套话语体系都获得了在场的机会，但两者呈现出严肃性与娱乐性的二元背离，且同时游离于制度评价之外。基于结构上的平衡，话语权利应予以更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更大的言论空间，话语权力则应作出相应的缩减。网络时代反腐的有效性取决于两种话语权的商谈理性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转型。     

哲学解释学视域中教师管理的新走向

解释学，又称释义学或诠释学，起源于古希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形成了一般解释学；海德格尔则把一般解释学提升到现代哲学解释学阶段。理解与对话构成了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中心话语。理解是解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一个“视界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视界主要是指人的前判断，是文体的作者和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预期表达，被融合的视界即是文本的“原初的视界”和解释者的“现在的视界”，     

福柯《知识考古学》及其批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福柯是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知识考古学》是其重要著作。在《知识考古学》中，他用其考古学分析对话语进行了独特的解释和阐明，为后现代主义和哲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其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言与教学：福柯大学教学思想的意蕴

诚言是一种说话方式，是一种自我技术的话语。大学教学是基于人和关于人的活动，在话语之中展开和运行。由此，福柯所提出的诚言与大学教学活动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在福柯看来，大学教学所要教的是思想和身体方面“被规训的人”,是被动的客体，然而，诚言式大学教学所要教的应是积极的主体，即“关怀自身的人”。陈述作为话语的原子，为大学教学提供了由时间性与空间性所组成的教学场域，使大学教师作为诚言者而非预言家、贤哲或教书匠对学生进行统一性真理知识和个体性真理知识的教授。在大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秉持坦诚、真实、批判和勇气的教学方式，确保大学教学活动顺利完成。     

《福柯的政治哲学》评论

《福柯的政治哲学》是马克·凯利基于自身的博士论文而成稿的。马克·凯利认为关于该书的所有观点已经隐含在标题之中：福柯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连贯一致的。马克·凯利同时认为该书包含了对于福柯的知识论、权力、抵抗和主体性概念最全面的理解。安蒂·莎灯马博士以章节为序,对马克·凯利完整地“将福柯的思想作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哲学来呈现”这一宏大体系做出了精妙的评论。     

主体如何生成——在福柯权力—知识的网罗中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主要考察各种陈述类型的空间分布,谱系学则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不同话语实践行为之间互相影响、制约、协商的关系上。不同话语实践行为之间互相制约、影响、协商的过程是"权力"斗争博弈的过程,而"权力"斗争妥协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揭示权力—知识的复杂成因和运作机制,展示这种机制对于"主体"的全面控制,并尝试释放生命自身所携带的"力量"的可能,寻求摆脱全面控制的有效途径,是福柯思考的核心问题。     

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及其渊源与理路

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博大精深、纷繁复杂,其研究主题、方法都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谱系学方法不但体现了福柯匠心独具的个人思想风格与研究进路,而且借此福柯将目光投向历史,通过各种历史人文景观的深层梳理、把握,展现各种知识、话语、权力等社会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文着重就谱系学方法的内蕴、逻辑、渊源,及福柯对于谱系学方法的丰富与发展做了梳理与研究。     

政治课教学要突出时代特点——浅谈高中哲学常识教学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合点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号召全党掀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我在哲学常识教学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平时的教学之中。归纳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哲学常识教学的结合点。     

福柯两性话语中的“身份认同”

福柯的两性话语包含着身份确定的思想。笔者以为,福柯的两性话语中,揭示了两性关系从“外”到“内”的转变,所谓“外”,是说两性关系被延伸到公共领域,双方的身份并不在两性之间产生,而是受到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左右。所谓“内”,是说两性关系开始关注自身,逐渐从外在因素的左右中回归自身,并在同对方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     

新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基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批评话语理论比较述评

通过对乔姆斯基等人语言哲学思想的评述,并把他们的思想与福柯等人的批评话语理论进行比较,本文试图说明:限于他们所分析的大部分话语的政治和社会性质,各种批评话语理论夸大了话语结构或意识形态对语言使用和思想自由的束缚,而乔姆斯基等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能更有效地解释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     

先秦和古希腊哲学的“天人”观之比较

中西哲学的分野不在其是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还是持“主客二分”的立场，而在其“天人”观和“主客”观各有其特征和内涵的侧重。通过对先秦和古希腊哲学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先秦和古希腊哲学都有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而且可以说都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天人”观主要是从性情的角度来讨论的，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活动中的行为实践问题，主要是道德论意义上的，而后者的“天人”观则主要是从理性形式的层面来讨论的，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活动中的认识问题，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福柯话语理论的文化解读

由于话语的巨大力量及权威性,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被他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和地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盖有"话语"这个术语的印章.不容质疑,"话语"是福柯理论的关键和核心词语.因而对福柯话语理论的解读就是打开福柯思想世界的钥匙.     

话语、权力和主体－－关于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理论分析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权力的多种运作方式体现得最明显、但也最难识别听地方就是话语，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话语传播着权力的影响，在整个现代社会体系中，它们是权力的替代品。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了权利规则。“话语”的使用促使文学批语远离了传统对“意义”的追问，它使我们从方法问题转移到对功能的描述上，尤其是转向主体如何在社会话语和制度中被产生以及主体如何成为“主体功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