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对于颜延之其人、其文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成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成绩较为突出。但主要集中在对颜延之生平、思想和诗歌的研究,诗歌研究又集中论述颜诗的风格特征和表现手段。今后应该把重点放在《颜延之集》版本研究、颜延之著述的梳理以及文和赋的研究等方面,并要重新编定收辑全面、编校完善的《颜延之集》,从而解决一些制约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     

颜延之诗歌用典论

颜延之的诗文创作总体上大量用典,故而历来诗话都以"用典为博"来概括其诗文创作的特点。但是通过对颜延之现存诗歌用典的考察,发现其用典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多与寡的区别,这与其诗歌创作动机及创作心理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颜延之现存的诗歌作品难以显示其用典好"博"好"密"的自觉创作特色,更多的是受制于文体特征与创作语境需要下的主观且被动的斟酌与润色,体现出颜延之文学随从身份下文学创作的局限与无奈。     

论颜延之诗歌创作特色

颜延之是元嘉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在当时的诗坛上名噪一时。他的诗歌主题丰富、题材广泛,艺术表现力强,在改变东晋以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论颜延之公宴诗的复与变

南朝刘宋时,奠定颜延之“大家”地位的,主要是其被后人漠视的公宴诗作。本文深入到刘宋诗学环境中去,探讨在刘宋公宴诗创作潮流中,颜延之所处的地位及影响,其公宴诗风格的典型性特征,及其对公宴诗传统体格的复与变。     

颜延之注阮籍诗“怯言其志”辨

有人把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语误为颜延之注者。《诗品》称颜延之注阮籍《咏怀诗》"怯言其志","怯言",或指颜延之怕说错及有所穿凿而不言,或指颜延之身处易代之际不敢言不愿言。沈约之注则借释典故说出阮诗之"意"。把阮籍诗作与时事附会起来讲,始作俑者是注《文选》之"五臣"。阮籍当年事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作诗,我们亦当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来解诗。     

颜延之文学作品风格成因考察

颜延之是南朝名噪一时的大作家.从政治环境、文坛风貌、家族渊源、友人交游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探求颜延之文学作品风格的成因,对进一步了解刘宋乃至南朝的文学发展及社会风貌有着重要的作用.     

颜延之与南朝宗经复古文风的建构——基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

颜延之开启了南朝全面宗经为文、博学隶事的复古新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尊奉义理易学,文脉明辨缜密;其二,标举《春秋》《论语》是非观,咏物忧生之作幽隐劲健,直追汉晋风骨与缛采;其三,以《诗经》雅颂为依归,博征众经,注重偶对联句,炼字精到,典雅厚重又不失新意。颜延之的文风派生出宋齐"颜体"作家,并对王俭、任昉、王融等隶事新奇、辞义富博、丽则婉畅的文风建构产生深远影响;"颜体"的流弊,则激发沈约、萧子显、萧纲等人大力倡导新体诗风,也推动南朝文艺批评界对儒文关系探讨的理论化与批判性反思。     

钟嵘《诗品》颜延之条疏证

钟嵘认为颜延之源出于陆机,原因在于两人作品具有多用对偶、喜用典故、情感强烈等共同特点。钟嵘对颜诗重对偶和用典所导致的繁密风格多有不满,这是列颜诗为中品的重要原因。在深入辨析"错彩镂金"的基础上,指出惠休对颜延之的诗风评价是褒而不是贬,客观而言,"错彩镂金"意谓词藻华美,在玄言诗风盛行的背景下有其积极意义,不宜一味否定。     

精锐细密坚实:个案研究的新突破——以《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为例

对颜延之的研究很长时期都比较冷落,杨晓斌《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是该领域的最新成果。本书基于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以及揭示历史真貌的学术理念,在研究上突出体现了三个特征,即精锐的问题意识、细密的考辨论证、坚实的文献基础。书中对颜氏生平疑点的考证、著述的辑佚以及传世《颜延之集》版本的考论,条分缕析,切中肯綮,非常具有说服力。《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为颜延之研究解决了诸多基本问题,是作家个案研究的新突破。本书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精审的见解,而且对于同类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体系和研究理路方面也树立了可资师法的范式。     

关于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注

刘宋大文豪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现存可考的关于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本文加以笺解,分析陶渊明的行迹思想文学成就与陶渊明、颜延之的友好关系,从而得出结论,早在刘宋初叶,陶渊明在文坛已占重要地位。     

颜延之骈文论略

颜延之是南朝刘宋时期著名骈文家,其骈文作品体裁覆盖面广,技巧精湛,名篇也较多,可以代表南朝前期骈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具体来说,颜文注重雕琢,比较讲究对仗、用典、藻绘,风格繁缛典重。     

命由“佯”中捡 祸从“狂”中生--颜延之、谢灵运命运悲剧成因试析

颜延之与谢灵运是元嘉文坛两位重要的作家,也是过往甚密的好朋友,他们最终却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源正在于他们不同的处世方式：佯狂与狂傲。     

颜、鲍、谢的名次地位之升降

颜延之、谢灵运、鲍照后人称之为元嘉三大家,而实际上他们的成就却不尽相当,历代对他们的评价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他们的名次地位也因之而有着较大的变动.总体上看,三人名次的变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南朝:颜、谢称盛期;二、唐宋:颜、鲍、谢并称定型期;三、明清:颜、鲍、谢名次纷歧期.     

同源异象——颜延之、谢灵运诗风异同论

颜延之、谢灵运是元嘉时期的两位大家,人们认为他们的诗歌同源,但在源于曹植还是陆机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共性上看,二人诗歌都有典丽、繁密、雕琢、"巧似"、重视艺术形式等特征,这使他们的诗风与陆机有近似之处。但是在诗歌的主题、写景、内在气质等方面,颜、谢存在很大差异。谢灵运在延续陆机诗歌某些特征的同时,其整体风貌与曹植诗歌更为接近,而颜延之则更多地继承了陆机诗风。颜、谢诗风的异同反映了元嘉诗歌的共性与多样性,其与曹植、陆机诗风的联系也反映了魏晋、刘宋诗歌发展轨迹的主要特征。     

颜延之《行殣赋》创作时间考及政治意蕴探微

由元嘉元年的严重旱灾、水草的生长周期、文学作品中"水草"的地理指向等因素出发,颜延之《行殣赋》当作于元嘉元年(424)春末至秋末(农历三到九月)之间。这一时期刘宋境内发生严重旱灾,南方水草生长茂盛,颜延之正在远赴始安(今广西桂林)就任太守的途中。《行殣赋》文本表层为哀叹路旁死者惨状,其深层含义在于悼念宋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并表达了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担忧。由于刘义符、刘义真被杀在元嘉元年六月,因此可以进一步将颜延之《行殣赋》的写作时间缩小为元嘉元年秋(七到九月)。     

一部全面研究颜延之的力作——评谌东飚教授的《颜延之研究》

颜廷之是南朝的一位重要作家,沈约曾称其“文章之美,冠绝当时……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宋书·颜延之传》）。萧子显在其《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指出：“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但对这样一位重要作家,文学研究界却很少注意到他,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一般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很少提到颜延之。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价值

陶学研究中,在陶渊明名字、享年、颜陶关系及颜延之对陶诗文创作评价等问题上,迄今仍存在较多争议。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是除陶渊明作品外最早、最可信的材料。现立足颜氏此诔所涉信息,就上述相关争论进行评议;对其中个别问题,也试图提出一些新见。     

论颜延之诗歌的声韵之美

颜延之在晋宋诗运转关之际,对诗歌的平仄、押韵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为元嘉文学带来了唯美气息。他在声韵、对偶方面的不断创新和积累也为永明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外在形式。     

论颜延之用典的繁密与多样化

颜延之极力追求一种典雅文风,在诗文中大量隶事用典,使其诗文呈现出用典繁密与多样化的特征。繁密具体表现为广、多、密三个特征;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套用典籍中的字句、使用典籍中的故事、对典籍中的字句进行加工改造三个方面。     

陶渊明享年小议

陶学研究中,在陶渊明的享年问题上迄今仍存在较多争议。颜延之的《陶徵士诔并序》是除陶渊明作品以外最早、最可信的材料。通过立足于颜《诔》的分析,有助于对陶渊明的享年问题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