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质疑

《永乐大典》正本殉葬于嘉靖皇帝永陵玄宫说,首创者是中华书局的编审张忱石,时间则是早在工986年。也许正是如俗语所说好事多磨,《永乐大典》完工之日,即是命途多钟之时,其正本下落,影影绰绰,扑朔迷离,学界木少说法都很难足以使人信服。张忱石先生依据一些蛛丝马迹,深入分析、思考之后,大胆提出殉葬说。张忱石的《永乐大典正本之谜》,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86年第2期。以后他又将此文作了补充修改,先后刊于《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2期、《百科知识）1988年6月号,并为《新华文摘》杂志转载。（转载时《文摘》编者误将…     

能备一说,未可定论

关《大典》正本的下落,以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郭沫若认为是毁于李自成军焚烧文渊阁,但此前后并没有《大典》存于文渊阁的说法。相反,清初人姜绍书则说到阁中藏书寥寥,主要是宋版宋人集。史学家王仲革怀疑藏在皇史庞夹墙里,也仅属推测。康熙初年徐乾学等人发现《大典幅U本,就是在皇史能。嘉靖要求另录副本分两处收藏,正本不会仍在皇史谈。清末缪基苏作《永乐大典考》,认为“仍归原本于南京”,但证据似乎仅因万历二I、二年（l卯）南祭酒陆可教曾提出让分巡御史携书到各地刊刻《大典》,并没有提到南京藏有此书。认为正本毁于嘉庆H…     

关于正本下落之我见

栾贵明教授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有被酷爱大典、尊崇大典、熟读大典的嘉靖皇帝,带入水陵陪葬的可能性。有的专家则认为皇帝入葬之物,皆由礼官拟具清单,不可能将如此浩大的大典列人陪葬器物。我在2O多年前曾经因郭沫若先生要求发掘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写报告时对帝王陪葬器物做过一些查考。按照帝王本人的爱好,陪葬图书是有先例的。如唐太宗昭陵,据史料记载,因山凿石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七十五丈（约二三百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墓内豪华如同人间一样,并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殉藏物品。这些情况,从五代时…     

《永乐大典》之谜──关于《永乐大典》正本殉葬的推想

从11O95册锐减至64册《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校命太子少帅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结主持,有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载,在永乐六年（14O8）修成的大型类书。它可称之为我国古代一部内容最丰富的“百科全书”。永乐皇帝,明太祖朱元津的第四子。他依仗着武装实力,以“靖难”为名,起兵南下,内战三年,将他的侄子建文帝驱赶“失踪”,自己登上了皇位。此举,在我们今天看来,仅仅是一段历史,而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来说,则非同小可,是可忍,孰不可忍。永乐帝的高明处,就在于他改朝换代之际,挥大手笔,出大题目,转移视线,借以巩固皇位。永乐…     

“永乐大典”在海外——俄罗斯科学院《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侧记

中国古人写书,不求速效,惟愿恒久,故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说法。披阅中西文化交流史料时,我突发灵感:如果《永乐大典》未湮灭于帝王的陵寝,未焚毁于内外兵火,而是突破语言与时空的阻隔终于"传之"海外,犹如1585年门多萨神父编纂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出     

故宫文物南迁中的《四库全书》(上)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是指它的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全书",就是说它是一套很全的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     

《通鉴·唐纪》与《唐实录》关系新论

《通鉴·唐纪》的编撰并非衍两《唐书》本纪之文、合其志传为一,而是将唐代列朝《实录》作为其参考、引用的核心史料。司马光采取了独特的方式处理《实录》史料,既以《实录》标目、直接引用《实录》、辨析《实录》中的曲笔与错误,又对《实录》中的部分曲笔采取了保留态度。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处理,《唐纪》比《实录》更胜一筹:纠正了《实录》中的曲笔、谬误的记载,其内容更加真实可信;删去了《实录》中冗长、重复的部分,《唐纪》能够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依据其落脚历史与现实的一家之言改造《实录》所记,确保了《唐纪》所载内容能够符合史学资鉴的要求。     

庐陵文化海外传播的意义与价值

<正>江西吉安古称庐陵,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不仅诞生了欧阳修、杨万里、胡铨、周必大、罗泌、文天祥、曾先之、杨士奇、解缙、曾、陈诚、郭世霖、龙文彬、贺贻孙等文学家和史学家,而且通过《十八史略》《西域行程记》《使琉球录》《永乐大典》等庐陵人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文献典籍的域外传播和中国禅宗青原系在日本、朝鲜等地的流布,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     

李元阳书法

正李元阳(1497-1580年)字仁甫,号中溪,太和(今大理市)人,明嘉靖五年丙戍(1526年)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江阴县令、福建道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嘉靖二十年(1542年)辞官归大理。万历八年(1580年)辞世。李元阳是明代大理最知名的白族学者,曾编修《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研理学、诗文,有《中溪李先生集》(也称《中溪家传汇稿》)传世。主持修葺崇圣寺、三塔,创中溪书院,于大理历史文化有     

光彩夺目的潍坊文化艺术

解放以后，百废待兴，群众急需健康清新的精神食粮，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和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大力发展文艺事业和艺术团体。1948年4月27日潍城解放，5月10日即帮助潍坊市永乐戏院恢复了演出。进驻潍城的革命戏剧家马少波同志为永乐戏院排演了《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和《唇亡齿寒》等剧目。1953年永乐戏院改为“永乐京剧团”，其所排演的历史故事剧《相思树》、《张羽煮海》成为该团的“看家戏”，常演不衰。1956年移植的昆曲历史故事剧《十五贯》参加昌潍专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被评为一等奖，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1948年…     

宝剑记

李开先是明朝嘉靖年间名学家、剧作家，山东章丘人，官至太常寺少卿，是“嘉靖八才子”之一。《宝剑记》是李开先的代表作。刻画了林冲无辜被冤、逼上梁山、奋起反抗的形象，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其中《夜奔》一出，至今在京昆舞台上演不衰。     

《明嘉靖黄陂县志校注》蓝本探究

作者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嘉靖《黄陂县志》,对照《明嘉靖黄陂县志校注》,发现并探究了校注蓝本与国图藏版存在的差异。通过分析后认为,如果能采用完整的县志蓝本校注,可以使现今校注本趋之完善。     

有正本的发现与新红学的诞生——一段被红学研究忽视了的重要史实

本文简要回溯了有正本的发现与研究历程，指出有正本的发现，是新红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辩》都有重要启示，从而揭示了它与新红学之间的重要联系，为新红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皋冒氏得姓本末辨──兼论定居中原之蒙古族的来源

如皋冒氏得姓本末辨兼论定居中原之蒙古族的来源冒舒一如皋冒氏在我国早期的谱牒学名著《元和姓纂》和通行的《百家姓》中并无著录。直到明嘉靖时凌迪知的《万姓通谱》和万历年间夏树芳的《奇姓通》两书问世，才开始出现冒氏，列为“奇姓”之一。冒氏始祖致中（东林），元...     

“烂醉华清,惊魂破梦”——《梧桐雨》的虚幻艺术

正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强调实录。实录本是史学著作"不虚美,不隐恶"精神的集中体现,但文、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领域,文学应该有艺术上的虚构才能成之为文学作品,其所反应的真实也不应是史学的实录,而是艺术的真实,创作出带有普遍性的能反映出事物本质的艺术形象。洪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南曲《惊鸿》一记,未免涉秽。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而近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词     

昭化寺与荆王府

据《朱氏宗谱》中《荆王府重修昭化寺碑记》、嘉靖《蕲州志》关于"法胜寺"和"昭化寺"的记载,蕲春县博物馆1989年普查资料中的《前明藩裔朱氏山主碑记》,证明昭化寺是明荆王府宗庙建筑的组成部分。现存石殿符合明朝宗庙规制,以高浮雕龙纹装饰为主展示了皇家风范,约修建于嘉靖前期,是国内仅存的明朝藩王宗庙建筑。     

“统部”探究

一缘起 “统部”出自清代三次编纂的《大清一统志》①。笔者因参与编纂《中华大典》需要,才接触到这三部清代宫修总志。初时,对其中出现的“统部”颇不理解。     

从《鹿城诗集》到《浣纱记》

《鹿城诗集》是明梁辰鱼诗歌的汇集。人们历来关注他的传奇《浣纱记》,对《鹿城诗集》的研究甚少。殊不知他的诗歌不仅记录行踪交往,体现性格意趣,成为文学成就的标志,也可探究他创作传奇《浣纱记》时的心路历程。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梁辰鱼西游湘、鄂、赣等地,见识永嘉、括苍诸名山的壮丽,对于他的人生,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质疑英语全国分级统考体制

“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虽然,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在日趋商业化的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迂阔和不切实际,然而,大学毕竟不是变相的专业技能培训中心,教师毕竟不能仅仅以授技为谋生之道。大学,它应有自己的理念、人文理想和独立的公共空间。为此,本刊曾在今年第1期刊发了关于“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中的位置”的一组笔谈,并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积极反应。《教育文摘》、《南方都市报》、《生态通讯》等报刊先后作了介绍或转载。本期的“大学教育与人文精神”一组文章,可视为对第1期“笔谈”的呼应和补充。     

《明太祖实录》中的“小云南”

“小云南之名,正史不见经传”之说,困扰着以山东沿海为中心寻根人的思路,成为“不解之谜”。专家判断：在洪武年间即有“小云南”一词。顺着这一方向,笔者又查阅了一遍《明太祖实录》,果有重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