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知识产出的中介效应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创新、知识产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企业社会创新能够促进知识产出和提升企业经济价值,知识产出在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经济价值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社会价值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与方式的影响研究

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视角探讨企业创新投资规模与创新方式决策偏好,以2007—2012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制造业、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创新方式上会选择开发式创新。     

高管认知、激励、资源与企业创新活动

以管理者认知理论为基础,以我国39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取泊松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企业高管认知、激励及资源三者联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认知、激励、资源三者分别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上述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组织学习、创新氛围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个人—情景互动理论,提出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借助其他学者已开发的相关量表,对所选取的广东省境内珠三角地区16家高新技术企业的219名研发人员、市场服务人员、高层管理者进行调查研究,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假设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创新氛围对组织学习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基于省域尺度的中国创新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

建立创新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选取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呈强关联,但各地区间的关联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有研发机构的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学科技园对创新产出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呈强关联,而西部地区创新基础设施不完善,对创新产出有制约作用.研究成果对未来如何发展各地区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重要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能否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其实现提质增效乃至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但现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影响,即随着数字化程度由低向高的转变,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演化趋势,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授权和人力资本结构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效益之间的非线性逻辑探索,为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提升创新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产品独特性、高新技术行业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创新投入、产出显著呈正U型关系,且创新投入在客户集中度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的正U型关系在产品独特性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行业更加显著。最后,对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及创新决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技术型企业家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作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其机制问题备受关注,既有文献多从政策和企业财务等角度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分析技术型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本文创新性地将董事长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经历作为技术型企业家的表征,基于我国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型企业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补贴强度和R&D投入强度促进了创新产出。进一步考察所有制因素,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也无益于增加创新补贴,但提高了R&D投入强度;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创新补贴和R&D投入强度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高阶理论和企业家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开创性探索了制度因素作用于企业家个人特征对创新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影响机理。这些发现对完善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和发挥技术型企业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认知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

高层管理者在创新方面的认知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依据2010年在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由文本分析法所测定的企业高管在创新相关方面的认知程度,以管理自由度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了高管认知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方面认知程度的提升会带来企业创新投入的显著增长,同时,我们将管理自由度的两个代理变量——公司年龄,是否国有的调节作用加以检验,结果表明,当高管享有较高的管理自由度时,其认知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效果将更为明显;本文也讨论了研究结论的理论和管理实践意义。     

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冗余资源与企业创新产出

基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与冗余资源相关理论,将冗余资源进一步细分为可即用冗余、可恢复冗余和潜在冗余资源,构建了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各类冗余资源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当企业拥有较多的潜在冗余资源时,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下海潮”在公司高管团队中形成了学者型CEO的独特现象。本文从这一现实背景出发,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实证检验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CEO学术经历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约10%,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当CEO权力越大或来自内部晋升等CEO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力越大时,其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强。作用机理的检验表明,当CEO从海外取得学术经历或具备高层次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创新水平更高;同时,有学术经历CEO所在企业更有可能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战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从而为本文的“创新精神塑造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本文在丰富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于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及推动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随着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重视度和关注度的提高,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要面对的重要挑战。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统一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异质性带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高管团队的决策,进而对企业战略选择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为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企业绿色创新和环境战略方面是否也具有类似作用,本文以A股9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环境战略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剖析了二者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绿色管理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企业环境战略在上述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内容,验证并延伸了高管团队特征对组织产出影响的研究逻辑,并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产融结合、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在融资约束理论框架下,对产融结合、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选取2006—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资料,研究发现： 产融结合能缓解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制造业企业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但持股上市金融机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金融欠发达地区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融资约束角度证明了产融结合在提升企业创新产出中的积极作用,对政府制订再工业化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化节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已有研究对于国际化节奏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缺乏关注。本文从吸收能力的时间压缩不经济性与跨国知识转移视角出发,探讨基于时间维度的企业国际化节奏对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影响机理,分析企业内部资源（组织冗余）与外部环境（行业竞争性）以及所有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10-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不规律的国际化节奏正向影响创新投入,负向影响创新产出;组织冗余资源和行业竞争程度会强化不规律国际化节奏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且组织冗余资源还能够缓解不规律国际化节奏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关系;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不规律国际化节奏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将被削弱,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将被增强。     

财政补贴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与采用2012—2017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研究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及区分不同行业和地区来分析影响的异质性。其中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根据发展阶段分为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按照行业划分,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不显著,创新产出的关系显著。按照地区划分,对于东部地区,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对于非东部地区,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与创新产出关系不密切。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优化财政补贴的配置,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     

大股东、CEO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

选取2009—201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查薪酬激励缓解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的中介效应。Logit、Tobit模型与回归模型均发现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CEO薪酬激励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8%。CEO薪酬激励是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完全中介变量,CEO薪酬是国有企业样本的部分中介变量,其持股未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提升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水平是缓解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为治理"一股独大"提供经验证据与研究思路。     

卓越绩效模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卓越绩效模式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等创新过程的影响,并通过浙江省1 216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卓越绩效模式能够从整体上促进企业创新,在影响机制上,卓越绩效模式有助于合理规划创新投入,促进企业形成创新产出,与此同时,卓越绩效模式对创新效率也有着不显著的抑制作用;总体来看,卓越绩效模式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正面效应强于负面效应。研究结果对推行卓越绩效模式的企业优化创新过程、提高创新效率提供参考。     

红色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地理位置数据的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并基于277个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地理位置数据,以2009—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会削弱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的绿色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是红色文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所在地公众环保意识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而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亲近消费者对此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有显著不同。研究结论从微观企业角度揭示了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为解决红色文化“本体论”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亦为政府部门重视红色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提供了管理启示。     

官产学R&D合作、知识溢出与区域专利创新产出

"官产学"R&D合作、知识溢出与区域专利创新产出的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以2000-2006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为空间样本,基于改进的知识生产函数,对以专利创新产出和R&D经费投入衡量的区域R&D合作与知识溢出进行了截面计量分析.经验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各个地区的企业自身R&D经费投入对专利产出的作用明显但不稳健;大学研究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明显而稳定的知识溢出效应;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R&D支持对企业专利创新产出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政府引导下的产学R&D合作不论对企业还是大学均为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是促进我国专利创新产出的一条有效途径.     

环境领导力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者的环境领导力和环保认知对企业生态创新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关于管理者的环境领导力能否对生态创新产生影响,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理至今尚未深入探讨。本文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和领导力理论,从高层管理者认知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环境领导力→高管感知→生态创新行为”的心理决策框架,以更好地解释高管的环境领导力对于不同战略姿态的生态创新（被动式生态创新和主动式生态创新）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不同路径。通过对248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环境领导力对主动式生态创新存在显著影响;而对被动式生态创新影响没有通过检验。高管的机会感知在环境领导力与主动式生态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威胁感知在环境领导力与被动式生态创新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