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与企业破坏性创新

高层管理者是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关键代理人,其外部变革认知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影响已经引起实践者和理论研究学者的关注,但是其中的作用机理尚未探究清楚。基于战略变革的认知过程理论,构建“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破坏性创新”分析框架,实证考察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引入关系嵌入性理论,探讨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基于563家制造型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机会,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威胁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2）企业能力重构不仅正向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而且在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治关联正向调节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关系,政治关联水平的提升会强化高管外部变革认知威胁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倒U型关系。     

政策感知与决策偏好对创新政策响应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究政策感知与决策偏好对企业响应创新政策行为的影响,以北京市337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政策实用性感知和企业家决策偏好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响应创新政策行为,企业家决策偏好在政策实用性感知和企业响应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政策易用性感知对企业响应创新政策行为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政策实用性感知和企业家决策偏好的完全双重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政策实用性感知在政策易用性和企业家决策偏好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政策实用性感知的中介效应大于企业家决策偏好和政策实用性感知与企业家决策偏好的双重中介效应。     

制度信任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影响研究

将环境风险感知和制度信任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框架,构建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以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周边农民为样本对象,对环境风险感知、制度信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行为态度在环境风险感知与参与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制度信任不仅正向调节行为态度与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还增强了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创新生态系统种群丰富度对创新生态效应影响机理研究

   本研究基于种群生态学探究创新生态系统种群丰富度影响创新生态效应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315家电子信息企业数据,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法,得出以下结论：种群丰富度对创新生态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生态环境在其中发挥调节效应;价值共创模式和过程在种群丰富度与创新生态效应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创新生态机制正向调节价值共创模式和过程在种群丰富度和创新生态效应间的中介效应;创新生态位正向调节价值共创过程在种群丰富度和创新生态效应间的中介效应及价值共创模式在种群丰富度与同化效应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从价值共创视角构建了种群丰富度对创新生态效应转化内在机制,为企业构建多种群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心理资本、创新氛围感知与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本研究从个体特质和组织环境感知两个视角对心理资本、创新氛围感知、知识分享意愿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究。对310名在职员工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创新氛围感知、知识分享意愿均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心理资本、创新氛围感知对知识分享意愿有着正向影响作用;知识分享意愿在心理资本、创新氛围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三元交互理论的大学生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以8 20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三元交互理论，探索创新支持感知和认知灵活性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验证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影响关系中的作用，揭示大学生创新行为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支持感知和认知灵活性均对大学生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分别在创新支持感知、认知灵活性与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推动大学生创新行为发展，高校应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支持感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大学生认知灵活性的发展；鼓励大学生树立自信心，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基于保护感知视角的保护区农户保护态度与行为研究

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至关重要,同时也关系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从农户保护感知视角出发,检验其对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同时验证保护工作感知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保护成本感知对保护态度有负向显著影响,对生态保护行为无显著影响;保护工作感知和收益感知对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保护成本感知对工作感知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而保护收益感知对工作感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反映出其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还能通过保护工作感知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印证了工作感知的中介效应。     

合作创新中企业间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影响在KIBS企业与组织顾客间的合作创新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据相互性理论,基于245个KIBS企业合作创新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承诺感知视角嵌入,探讨了KIBS企业承诺感知与组织顾客承诺感知之间的相互性影响,并深入剖析了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中介作用和KIBS企业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合作创新中企业间的承诺感知存在显著的相互性影响;（2）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在其承诺感知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其承诺感知与人际信任交互效应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KIBS企业承诺感知对其专用性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组织顾客承诺感知对KIBS企业承诺感知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揭开信任的面纱——基于认知和情感视角的信任双中介模型

现有研究关于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和倒U两种不同结论.为揭开不一致的原因,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在位贡献理论将信任区分为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以减小信任内涵的位移,并引入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地位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类型信任对创新绩效的差异影响.基于257份企业数据,回归结果表明,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机会主义行为在此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内部地位感知在此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未能区分信任类型是造成信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生态红线约束下环境关心对绿色消费意图的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红线约束,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出环境关心对绿色消费意图的传导机制模型,通过结构方程验证了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关心与绿色消费意图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关心显著正向影响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绿色消费意图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主观规范通过态度的中介作用对绿色消费意图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     

资源、资源管理与企业生态创新实现——基于482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资源、资源管理对企业生态创新及财务绩效的影响,以482家制造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各类资源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目前企业生态创新更依赖外部资源;内外部资源又通过资源管理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生态创新能有效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研究探明了资源、资源管理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实现路径,有助于指导企业生态创新实践。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有效地提升实体经济的企业创新能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董责险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责险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上市公司、非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以及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当企业面临的外部诉讼环境风险程度较低时,也更容易通过购买董责险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检验董责险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对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管理者特征、R&D投入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16年年底上市满三年的沪深A股科技型企业为对象,从年龄、教育、任期与职称四个维度,分析管理者特征、R&D投入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研究R&D投入在其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认为：（1）管理者人力资本特征中的教育程度、职称、任期以及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显著;（2）管理者的教育程度、任期、职称、与任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R&D投入之间影响显著;（3）企业R&D投入是企业管理者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间的中介变量,管理者的任期、教育程度、职称、任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通过R&D投入传导的。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SEM的工业企业生态创新动力机制研究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以兰州市工业企业为数据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工业企业生态创新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兰州市工业企业生态创新动力主要源自技术推动和政策响应,并多以末端治理和清洁生产为主开展废物和工艺的生态创新,缺乏产品服务和组织管控方面的生态创新.因此,应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一步驱动企业进行生态创新活动并提高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统一的创新绩效.     

渐进式还是突破式——老字号企业的跨界创新

近年来,消费者“支持国货”热情日益高涨,跨界创新成为老字号企业重新焕发品牌活力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认知一致性理论,通过三个心理学实验探究了跨界创新方式匹配企业类型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内在机制。实验结果表明：老字号企业实施跨界创新能够获得积极的消费者品牌态度,且单一品牌型企业进行渐进式创新、多元品牌型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更能激发消费者感知企业创新性,进而使消费者品牌态度更为积极。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品牌熟悉度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厘清和完善了跨界创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关键路径,也为老字号企业实现营销升级、获得新一代消费者青睐提供了管理启示。     

反思性知识重构、企业即兴能力及其创新效应

本研究探讨并验证了反思性知识重构与即兴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196家科技型企业为样本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反思性知识重构是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反思性知识重构可通过培育组织即兴能力间接地促进创新绩效。当环境动荡性较高时,组织即兴能力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还发现技术环境扰动会增强反思性知识重构对即兴能力“创造性”维度的影响,而市场环境扰动会增强反思性知识重构对即兴能力“即时性”维度的影响。本文打开了反思性知识重构影响创新绩效的“黑箱”,并且明确了反思性知识重构提高创新绩效的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