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型与专业型服务业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研究

服务创新网络区别于制造业的特质为创新网络治理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对技术型服务企业浙江HD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专业型服务企业MS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识别了基于制度的关系治理和基于情感的关系治理两种不同的创新网络治理机制,并发现基于制度的关系治理有助于服务创新网络高效组织非线性的多边协同活动,响应了其网络节点间非线性多边合作的特点,有效提升服务创新;基于情感的关系治理有助于服务创新网络促进高嵌入性知识流动,响应了其网络节点之间知识边界高度模糊、关系中流动的知识资产高度嵌入的特性,从而促进服务创新。这一知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治理机制对服务创新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深化了网络治理理论在服务业情境中的拓展,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有着重要启示。     

普惠化制度安排、选择性直接支持与企业研发绩效——政府参与的异质性创新治理效应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企业所在城市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考察普惠化制度安排和选择性直接支持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创新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与选择性直接支持相比,普惠化制度安排能够更精准地促进企业高质量研发产出,且其创新促进作用更持久;（2）政府参与创新的两种方式对企业高质量研发产出存在协同促进作用;（3）普惠化制度安排能够缓解不完善的市场化环境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负面影响,而选择性直接支持的创新促进作用在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下才能充分实现;（4）普惠化制度安排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研发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选择性直接支持的政策效果在成长期企业中更显著。政府应在进一步优化现有选择性、差异化直接支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功能性、普惠化的制度安排推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完善和优化。     

关系治理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关系研究--集群创新网络的中介作用

本文整合关系治理、社会网络和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利用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中的205家企业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关系治理、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关系治理下的三个维度--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对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均有正向影响;共同愿景、资源依赖正向影响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而联合行动只对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有正向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在关系治理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但在不同维度的关系治理与知识共享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构建“关系治理--集群创新网络—集群知识共享”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本文丰富了关系治理、社会网络和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为集群企业合理运用关系治理行为来构建创新网络并促进彼此间的知识共享提供了理论参考。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企业知识管理模型研究

[目的/意义]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明晰网络嵌入性对知识管理过程的影响,对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企业知识管理模型构建展开研究。[方法/过程]以区域创新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节点位置特征、节点联结特征、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企业知识管理模型,并且提出了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的风险治理措施。[结果/结论]不同层次的网络嵌入性对企业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均具有重要影响,有针对性地优化网络嵌入特征能够提升知识管理绩效。企业通过知识吸收和扩散与区域创新网络形成了双向循环促进机制。研究可为有效制定知识管理和风险治理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网络化孵育机制:一个多阶段网络治理框架

孵育机制的网络化创新将二元孵化过程嵌入到更加开放且蕴含丰富资源的网络环中,但是,对孵化过程的忽视制约了现有孵化网络治理研究对网络化孵育机制的诠释,为此,聚焦在孵企业创新过程,提出网络治理模式与创新阶段的概念模型,利用大样本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路径分析验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说明:创新开发阶段需要权威治理模式,创新推广阶段应该选择契约治理模式,创新商业化阶段则应采用包含信任和契约的混合治理模式;同时发现契约与信任是一对并存于孵化网络中的非互斥网络治理模式。     

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知识治理绩效实证研究

 开放式创新所带来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知识管理层面的问题,更是组织之间知识的治理问题。作为知识治理在开放式创新研究中的基础性探索,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式创新下知识治理的影响因素框架,即以知识特性、知识活动主体、知识活动的外生情境、内生情境为自变量,知识治理绩效为因变量的研究架构,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各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交互效应。研究表明,对于外部创新源的知识特性,知识的差异性和情境嵌入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知识活动的内生情境能够消减知识差异性和情境嵌入性等部分复杂属性;知识能力在知识活动主体因素中的重要性程度相对较大,知识能力直接决定企业捕获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知识活动的外生情境提供关于组织之间知识距离、组织距离、知识转移程度等信息,帮助企业组织确定合适的外部创新源目标;知识活动的内生情境中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互动机制对于知识治理绩效都有较大贡献,此外成员之间的博弈类型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治理链嵌入：参与式政策创新的纵向深化

参与式政策制定是政策创新的重要方向。但以往研究多关注参与者、民主决策方式等“去政府化”情景。文章基于海关总署在全国推广的自贸区制度创新案例，研究在“有为政府”情境下参与式政策创新的深化过程。文章提出：(1)在中国的“有为政府”情境下，仅仅通过开放共治环境，并不会实现参与式政策制定的纵向深化，治理链嵌入才是参与式政策创新实现纵向深化的直接动因；(2)治理链嵌入是市场主体向治理主体嵌入的过程，通过目标和行为嵌入，政策创新的参与者间合作更加紧密，不同主体的专业优势有效发挥，促进了参与式政策创新的纵向深化；(3)市场主体通过治理链嵌入促进政策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创新的政策内生过程，通过提升政策供给的精准性，从而实现外部政策与企业战略之间的相互赋能。文章对于参与式政策制定的理论和“有为政府”情境下参与式政策创新的实践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

将公司治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资本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沪港通政策能通过优化标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通过降低公司治理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沪港通政策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为此提出政府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规则和监管制度等,而企业也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创新投入。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

将公司治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资本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沪港通政策能通过优化标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通过降低公司治理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沪港通政策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为此提出政府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规则和监管制度等,而企业也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创新投入。     

联合投资网络和引导基金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将风险投资网络嵌入理论从单一网络拓展至双重网络,研究风投基金同时嵌入联合投资网络和政府引导基金网络对被投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引导基金参股的子基金投资的企业为样本,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发现：风投基金（1）单独嵌入联合投资网络中心位置（或结构洞位置）、单独嵌入引导基金网络中心位置（或结构洞位置）均可以促进企业创新;（2）同时嵌入联合投资网络中心位置和引导基金网络中心位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相互替代;（3）同时嵌入联合投资网络中心位置和引导基金网络结构洞位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相互补充;（4）同时嵌入联合投资网络结构洞位置和引导基金网络中心位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相互补充;（5）同时嵌入联合投资网络结构洞位置和引导基金网络结构洞位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相互补充。     

基于扎根理论的众创空间创新机制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对19个国家级或省级众创空间样本研究基础上构建众创空间创新机制模型。研究发现:众创空间的创新机制核心要素为基础禀赋、网络能力、制度环境、网络嵌入性和创新方式五类,其中,基础禀赋与网络能力为创新能力生产阶段要素,信任嵌入、承诺嵌入、信息共享、联合解决和制度环境为网络嵌入性阶段要素,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为创新绩效生成阶段要素;众创空间的创新能力是创新绩效的前因基础,网络嵌入性是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的中介因素,制度环境是创新能力与嵌入性要素的调节因素。     

产业网络双重嵌入与新创企业创新追赶

本文从产业网络的角度探究了新创企业“嵌入式”双元创新追赶机理,构建了基于机会型与资源型创业导向中介作用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网络技术型与商业型嵌入对新创企业的双元创新追赶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商业型嵌入对渐进式追赶影响更大,而技术型嵌入对突破式追赶影响更大;（2）产业网络双重嵌入对机会型与资源型创业导向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资源型创业导向的影响更大;（3）机会型创业导向显著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追赶,而资源型创业导向显著促进企业渐进式创新追赶,即机会型与资源型创业导向与双元创新追赶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本研究指出了中国转型背景下新创企业创新追赶的有效路径,对于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网络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联盟信任的中介效应

网络嵌入能够帮助企业加强协作和管理创新机制,如何发挥网络嵌入的积极作用成为企业提高合作创新绩效的迫切需要。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构建网络嵌入、联盟信任和合作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着重研究网络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对联盟信任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伙伴互动特征(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以我国207家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情境下,企业嵌入于社会网络中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和提高合作创新绩效,联盟信任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伙伴互动特征中的沟通交流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促进创新绩效的网络组织治理研究

探讨网络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通过调查问卷,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密度、联系强度、稳定性、居间性和资源丰富程度等网络组织结构特征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信任机制、声誉机制、学习机制、协调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正向影响。最后,进一步对如何有效治理网络组织提出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嵌入性视角的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研究

创新网络是对创新复杂性的系统应对,能否有效治理创新网络决定了网络成员能否获取网络的协同效应。认为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因素也可以成为一种正式的治理机制在创新网络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从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这个经典分析框架论述了社会性因素对创新网络治理的影响。     

合作农业推广网络治理模式及创新

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生产到推广往往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式合作。而基于"等级秩序"的政府主导型推广网络和基于"自发秩序"的市场主导型推广网络治理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制度困境,进而从网络嵌入视角分析合作推广网络的治理逻辑,探索性地构建合作农业推广协同网络治理模式,并从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正式和非正式契约下的网络关系、动态化的运作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机制以及合作网络发展等角度对该模式进行阐述。     

企业内外部协同创新网络形成机制——基于中国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结合定量测量的嵌入性案例研究方法,选择我国一家技术创新绩效优异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对其内外部协同创新网络在国家创新系统作用下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内外部协同创新网络的形成受国家创新系统影响。在国家教育系统不发达、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充足、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外部协同创新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企业难以建立较多的外部联系,协同创新网络呈封闭形态。当上述条件得到局部改善时,外部协同创新的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企业开始选择建立更多外部联系,使其协同创新网络向开放式方向发展。其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参与、指导或资助企业技术创新,为优质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企业协同创新网络形成和创新绩效提高。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

“十四五”时期是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开局关键期,如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以驱动企业创新备受关注,本文立足于有为政府的监管视角,认为证监会派出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能够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即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创新绩效越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监管机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呈现出“鞭长莫及”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监管距离主要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两种公司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并且盈余管理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3)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高铁开通前以及制度环境更弱的区域中更显著。本文基于地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框架丰富了传统基于“制度环境—产业/行业竞争—企业高管”驱动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     

知识网络嵌入情境如何激活企业双元创新？——基于QCA的研究

由于双元创新存在目的和特征的差异,它们对创新环境也有不同的要求。探究创新环境中不同要素的联动作用与不同类型创新的关系对全面把握创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集合论思想,构建包含知识网络嵌入、知识资源管理以及组织惯例三个层次六个因素在内的企业双元创新影响机制模型,通过对171家创新集群样本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知识网络嵌入情境下实现高突破性创新有两类构型,类型1强调知识搜索与知识创造策略的组合,类型2强调知识网络嵌入下探索惯例与知识创造的组合、利用惯例与知识搜索的组合、知识共享条件缺失下网络治理机制与知识搜索、知识创造的协同作用;实现高渐进性创新也包括两类构型,类型1强调知识搜索与知识共享策略的组合,类型2强调知识网络嵌入下利用惯例与知识共享的组合、探索惯例与知识搜索的组合、知识创造条件缺失下网络治理机制与知识共享、知识搜索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为解释企业双元创新提供新的视角,也为科技管理部门有效引导企业双元创新提供多个指导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