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对工业发展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30个省份月度宏观工业经济数据,从工业经济“质”和“量”两个维度,采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对工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来看,中央环保督察使得工业经济在“量”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且对工业经济的“质”没有显著影响;长期来看,中央环保督察对工业经济“量”的影响不显著,但降低了单位能耗,提升了工业经济的“质”。首轮环保督察助推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了钢铁等高污染产品产能,“回头看”使得工业经济效率得到提升。总体上看,中央环保督察提升了工业发展质量,且首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各自发挥了效用,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

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总结,得出: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约束作用及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U型关系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不确定4种观点,结合了以上研究内容和观点对未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5—2018年中国233个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低碳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低碳城市建设通过增加科技人才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在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未能实现有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科技支出、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密度四种城市特征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如何通过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01-2019年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短期,命令控制性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作用最大;(2)在长期,市场性工具存在三年的滞后...     

董事绿色联结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绿色联结关系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纽带作用,回答企业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与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为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具有绿色联结关系的董事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以及高竞争度行业更为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对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U”型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重大决策时,应重视董事绿色联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并准确判断市场动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董事绿色联结的作用,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发展。     

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供应链上下游关系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上下游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财务业绩对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强的环境规制能够弱化上游供应商集中度过高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阻碍作用,而消费市场较强的环保偏好强化了下游客户集中度高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     

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大气十条”为例

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实现中国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大气十条”））为例,结合中国2011-201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以及三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2011-2015年的整体效应还是2014-2017年逐年的动态效应,“大气十条”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都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可知,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大气十条”的财政支持,但由于政策实施时间短,力度大,许多企业反而倾向于缴纳排污费或者减产来应对,并且企业不进行研发创新也可以维持自身的资产收益率。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环境服务模式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背景下,节能环保业成为保障我国绿色发展、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力量。节能环保企业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我国生态环境的质量。本文基于需求基础观和互补性观点,以2010—2019年237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服务模式创新的经济效果,并探究了环境服务模式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共同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产品主导和客户主导的服务模式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且后者为企业创造的边际收益更高;整体解决方案模式会降低企业绩效表现;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服务化水平较低的模式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服务化水平较高的模式更敏感;此外,产品主导的服务模式与绿色技术创新可协同创造较大的互补性经济收益;整体解决方案模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联合部署带来的高成本会降低企业绩效。本研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服务模式创新文献的研究体系与研究内容,而且有利于帮助企业认识部署服务模式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为企业根植自身情境制定相关经营策略提供参考。     

园林景观设计绿色环保为先

信息时代生态环保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崇尚自然,倡导绿色革命日趋深入人心。     

消费者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综述

消费者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不同结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的发展。梳理、归纳了消费者环保意识的研究视角和发展现状,指出消费者环保意识在企业和供应链视角研究中的重要性;梳理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分类和内外驱动因素,指出有关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研究有待补充,以及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厘清消费者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层面影响机制,指出未来应从消费者角度出发,阐释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及政策启示

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及导致经济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排污税、排污许可证、统一的排放标准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三种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模式相同;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若考虑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等异质性,则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会呈现更为复杂的非单调关系,可能存在“倒W型”.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配合适度的严厉性可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保督察下的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研究

在环保督察时代背景下,本文探究重污染企业退出市场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将企业利润率、惩罚性罚款基数、综合税率和环保督察成本等因素纳入地方政府和重污染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理论推导,最后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的初始状态下,当地方政府从严环保督察力度较小时,重污染企业选择不退出市场的策略,反之,当地方政府加大从严环保督察力度时,退出市场策略成为重污染企业的最优选择;(2)在初始状态一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综合采取降低重污染企业利润率、提高惩罚性罚款基数、增大综合税率、提高资金奖励系数等措施,可以激励和促使重污染企业退出市场。     

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引入企业责任感与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对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对企业数字化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补充,而且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思路,激发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活力与积极性,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实现企业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构建数理模型,探求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二者与环境规制均呈“U”型曲线。(2)环境规制水平对治污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促进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所有制结构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不利于治污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对治污技术创新影响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措施、企业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新发展阶段下如何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生态文明以及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必由之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顺应了创新与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如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学界热议的研究话题,既有的研究对战略决策视角下高管可持续导向与战略驱动的绿色创新决策呈现出较大程度上的忽视。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地驱动效应,即CEO公共价值与环境保护价值导向的经历越丰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2）传导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保投资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即公共环保经历通过利益相关方价值回应与资源配置两种路径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中的约束型政府规制与激励型政府规制分别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产生替代效应与协同互补效应,且考虑政治关联,中央政治关联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