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驱动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识别及特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驱动力,与数字化生产要素融合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通过构建数字技术驱动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识别框架,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在测算中国ICT行业和非ICT行业数字技术方向和数字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生产要素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及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在2002-2020年,中国数字化生产要素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整体上,数字技术大致偏向资本,数字化生产要素大致偏向劳动,生产率变动较小;效应识别上,数字技术增长效应对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数字技术偏向效应、数字化生产要素偏向效应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同时,数字技术驱动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明显上升,但ICT行业贡献远超过了非ICT行业。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是加快释放数字技术的增长效应,合理发展数字技术方向,优化配置数字化资源,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不断扩展数字技术与数字生产化生产要素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下我国工业偏向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分析

以环境污染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我国30个省份2000年至2018年工业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并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出工业技术进步的投入要素偏向性与产出偏向性,从中探索其变动与区域分布特点.结果表明,我国工业TFP持续增长,但增长幅度逐渐下降;TFP增长主要依靠工业技术进步,工业产业效率有待改善;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资本要素,中西部地区偏向于使用劳动要素;TC变动与MATC变动一致,规模技术进步为拉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其次是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最后是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促进期望产出,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加重了环境污染.最终结合实证分析给出相关对策.     

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多要素的CES生产函数和包含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超越函数模型,实证考察中国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企业不同来源技术进步要素偏向性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1991~2015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上偏向资本和能源要素,偏向资本和能源使用、劳动节约型;要素替代弹性,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表现为能源节约偏向型;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主要通过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指数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不同来源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自主创新R&D的经济增长效应最高,技术改进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不同来源技术进步的有偏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大于中性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效应。     

要素错配、自主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提高技术进步水平是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增长,进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将要素错配和自主创新引入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提出了要素错配如何通过影响自主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作用机制。继而,采用2007-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城市经济社会数据和微观土地出让数据进行经验探究,综合考察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和土地错配等多维度要素错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抑制作用,而自主创新直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的是,资本错配还会通过抑制自主创新,间接阻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从多维度要素错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之源。因此,系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激发自主创新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加快制造业TFP提升步伐,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全球双链与中国制造业增长：事实与启示

随着中国制造业广泛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全球创新网络体系和国际贸易循环体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双链关系日益密切。文章首先剖析全球双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逻辑,然后基于中国海关微观数据和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从全球双链视角切入探讨中国制造业增长趋势及其结构演变。研究表明：前沿技术持续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速下滑却滞缓TFP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要素变动成因显示,不同于全球价值链抑制规模效率改进,由独立的单点式外部创新合作表示的全球创新链对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提升作用突出,而由研发合作创新-技术引进创新-出口产品创新形成的全球多环节链式交互作用能显著推动前沿技术进步。进一步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双链交互有助于规模效率改进。另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依赖自主研发创新。鉴于全球创新链对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的核心驱动作用,文章提出要秉持系统性创新思维,建立全球价值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全球创新链内生驱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策略,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制造企业数字服务化：数字赋能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研究

数字服务化成为制造企业服务化和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数字服务化是解释数字化与服务化双重变革的重要概念,而数字技术如何在其中赋能价值创造存在理论缺口和实践必要性。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数字服务化的数字赋能价值创造内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数字服务化的数字赋能价值创造遵循“生产要素数字化—数字服务能力形成—数字服务价值创造”的三阶段路径。数字服务价值创造所依赖的3种数字服务能力由赋能机制驱动形成。第二,在基于平台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平台后端、中部和前端的数字赋能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包括生产要素数字化的相互依赖及数字服务能力的相互依赖。第三,产品—服务—软件系统在数字化与服务化之间发挥桥接功能,促进数字化与服务化的价值创造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产率的测度及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构建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框架,得出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生产效率共同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此基础上,采用标准化供给系统方法测度1996-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结果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资本与劳动是替代的,并且样本期内大部分年份的技术进步偏向劳动,从根本上解释了珠三角地区普遍性的“用工荒”问题;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率是湾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其却有抑制作用;近些年大湾区城市群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表现出对其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明显下降。因此,要改变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经济发展瓶颈,必需调整技术结构,大力引进发达国家资本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整合粤港澳三地互补的资源优势,实现大湾区“研发创新→加工制造→配套服务”的完整化产业链条,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数字赋能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机理研究

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和因子分析,分别构造了企业层面数字赋能和供应链韧性指标,实证揭示了数字赋能对我国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数字赋能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强化作用受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密集度、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信息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企业生产增长的为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四个要素，进入现代经济社会后信息的作用加大，信息已成为第五个生产要素。本文对企业信息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     

中国制造业要素价格扭曲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依靠行政手段来压低要素价格已经无法带来竞争力;因此,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研究重点,制造业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未来发展方向非常重要。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已上市的1 274家制造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选取2011—2015年财务数据确定时间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在资本、劳动生产要素价格方面存在较大扭曲;随着金融管制逐渐放松,资本要素扭曲有所缓解,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却有恶化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流动存在玻璃门障碍。     

中国制造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行业差异性研究

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的研究方法,忽略了融合在资本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导致其无法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降低同时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打破传统测算方法,建立新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测算模型,以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上述悖反现象进行新的诠释。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2.15%,占整个资本贡献率的16.95%,传统研究由于没有将这部分内容测算在内,因而低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三类行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最高,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水平最低,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大多处于中间阶段。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中,以外资引进为主的设备资本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目前已进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人力资本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缺乏的核心要素。     

FDI、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FDI与产业集聚在空间上的耦合决定了将二者割裂开来研究其对制造业行业TFP增长的影响有失偏颇。本文运用DEA-Malmp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09年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FDI、产业集聚与TFP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FDI与产业集聚对制造业TFP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TFP年均增长9.6%,其中80%以上是技术进步贡献的;行业间的技术进步差距较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而后者是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其原因。回归结果显示,总体上,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发挥了正的外部效应,二者的交互作用对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四类型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碳绿色发展绩效研究

结合基于松弛测度的DDF与Luenberger指数分析法,实证探究"一带一路"沿线52国1995～2016年低碳绿色发展现状,并用面板回归分析影响该区域低碳绿色TFP增长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论:沿线国家低碳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且地区间差异比较大;沿线国家低碳绿色TFP年均降幅为-1.33%,技术规模的变化是抑制TFP增长的显著影响力,其余三项分解指标则为促进TFP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劳动力投入、城镇化发展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平方项是促进沿线国家低碳绿色TFP增长的重要作用力,而经济发展、资本投入、外贸发展、能源消费、碳强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则会阻碍TFP增长,且沿线国家总体经济增长与低碳绿色TF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     

美国“再工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启示:创新驱动增长

美国"再工业化"的实现路径突出高端制造业核心创新优势,将产业结构升级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增强美国创新型经济增长动力的核心着力点在于,推动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创新所需的技术资源、资本资源、人才资源、机制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以市场为导向发生配置结构的不断投入和革新,在高级生产要素配置结构的创造重组中发挥创新优势能够助力美国抢占并保持高端制造业的技术领先、研发领先和制造领先地位,实现驱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我国"高增长、低创新"的制造业要实现"创新驱动增长"之路仍然漫长,这意味着我国当前更应着力对高级生产要素这一类创新资源的投入配置,并调整制造业内部市场结构,为期待来临的大规模高技术创新做好充足筹谋,从而提升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体系发展水平。     

中国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动力机制研究

根据中国制造业发展实际情况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与要求,构建由市场需求、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政策和制度等动力要素构成相互耦合的动力机制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效供给优质的制造业产品、以创新为导向优化高端生产要素配置、构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政策制度体系三大实施建议,以促进实现制造业强国目标。     

智能化如何影响技术进步偏向？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智能化与偏向性技术进步的CES生产函数模型，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检验方法实证检验智能化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技术进步总体呈现资本偏向特征，即技术进步有利于资本要素相对边际产出的提高，但近年来，技术进步呈劳动偏向的省份逐年增长；智能化与技术进步偏向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智能化水平越高，技术进步越偏向劳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问题后，负向影响依然稳健；中介检验表明，智能化不仅通过影响要素效率引发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还通过缓解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引致技术进步的进一步劳动偏向。本文结论表明了智能化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善劳动收入分配的重要路径。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北大核心CSCDCSSCI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行稳致远发展的新动能。将数字经济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析框架,从广度和高度双重维度刻画GVC升级特征,阐述数字经济影响GVC升级的理论机理,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总体影响、行业异质性影响及技术与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GVC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价值分配,通过发挥网络连接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价值创造效应影响一国及其特定部门的GVC广度与高度;(2)在样本考察期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对中国制造业GVC广度和高度均有促进作用;分样本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出和总样本相同的影响特征,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经济的GVC升级效果不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升级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单门槛效应。因此,掌控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数字化改造仍是当下之急需。本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并为制定制造业GVC升级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中国式创新正经历“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的关键时期。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对中国式创新产生了颠覆式改变,成为加速中国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创新生态为基础,遵循“技术赋能-要素制约-路径实现”的演进思路,揭示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文章的主要结论有：(1)界定了中国式创新的显著要素特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以本土市场为应用场景、制度创新为驱动力、完整产业基础为依托、区域要素联通为突破、用户价值为导向和快速决策为方式的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机制;(2)剖析了中国式创新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包括基础研究人才不足、技术成果商业化困难、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可持续等;(3)提出了以异质性、多层次需求为导向,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抓手,政产企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助推中国式创新提质升级的实现路径。本文对于中国式创新理论和实践以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增长的影响：空间效应与机制分析

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制造业数字化是扭转碳排放整体增长趋势的重要路径,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是带动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引擎。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角出发,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3—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地理边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绿色增长,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地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绿色增长,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地理边界特征。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来推动制造业绿色增长,同时也会扩大技术差距来抑制制造业绿色增长。     

中国数字化转型国际竞争力分析研究

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驱动,反映了新技术革命深入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效果。根据数字化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要素及发展模式变化,从数字化要素配置和数字化创新发展两方面进行量化解析,发现我国数字化转型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利用CES生产函数理论创新应用,通过回归、NCA和QCA等模型方法,实证了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决定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数据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经济高水平发展有要素配置驱动型、资本-治理驱动型、数据-治理驱动型三类充分性组合路径。我国虽拥有一定的数字化转型红利,但数据投入较低,未能实现数字化转型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路径,数字化转型国际竞争力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