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修辞学萌芽时期的重要著作——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

本文认为,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是中国现代修辞学萌芽时期的重要著作,该书在继承古代修辞学传统方面具有突出的成绩,首先是所建立的章法、篇法、句法、字法的体系均可从古人那里找到渊源;其次是征引了丰富的古代修辞论述,作为自己阐述问题的理论根据;再次是从众多的古代范文中摘引典型例句加以分析,说服力很强.该书虽从来裕恂的《汉文典》中吸取了不少有益成分,但不论从哪方面看,其成就都远在《汉文典》之上.     

修辞学视野下的词体艺术风格论——詹安泰《论修辞》及其词学史意义

詹安泰《论修辞》一文,引入现代修辞学研究方法,强调修辞目的和效果,一改词话玄妙莫测的叙述方式,创立"别是一家"的词体修辞论。以情感的传达和修饰作为修辞的根本,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试图化解技术词藻与词心词情之间的矛盾,呈现出以"学词"为基础的"大词学"观,由此发展的艺术风格论也成为当代词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韩愈诗之修辞——《驼庵讲坛录》之一节

韩愈修辞技术好,故其诗未容忽视。中国文字特别在韵文中乃表现两种风致：夷犹、锤炼。夷犹表现最好的是《楚辞》,特别是《九歌》;散文则《左传》、《庄子》。锤炼要做到“坚而难易”,应如匠人之锤铁;锤字易死于句下,故应注意“结响凝而不死”。若夷犹是云,则锤炼是山,云变化无常,山则不可动摇。老杜最能得此。字之锤炼可有两种长处：一有力坚实,二圆润。韩愈诗用字坚实不及杜,圆润不及孟,但稳。韩云：“六字常语一字难”,每字不轻轻放过。退之诗能锤炼,故其诗字法、句法及客观描写好。如《山石》,“荦确”二字,好。二字对韩愈最合适,韩是阳刚、是壮美;若用“嶙峋”,是阴柔,是幽美。“星垂”可代表老杜,“山石荦确”可代表退之。音节好,散文可以成诗,老杜能之。学老壮者多不知此,仅韩文公能知之,“黄昏”、“芭蕉”二句皆散文而成诗者。中国文学史上有演变无革命,有之者,则韩退之在唐之倡古文为有意识者。     

论薛蕙的《老子集解》——明代的《老子》研究之七

明代亳州人薛蕙所著《老子集解》很有特色:集解取材广泛;诠释《老子》文字用韵;对《老子》文本解说求其原意;在解说中对朱程理学进行了批判;在诠释中论述了自己道体本虚,道和性命同一的见解;从《老子集解》可见明代社会思潮的变迁。     

我国近代早期索引学的研究力作——《索引法概要》

罗晓峰所著《索引法概要》一文,是我国近代“索引运动”萌芽时期一篇重点论述索引编制技术和编纂方法的长篇论文。该文认为索引编纂应重视读者需求的观点及其对索引参照法的论述具有独到的见解。笔者试对该文进行评介,并探讨其未能充分流传的原因,以期总结经验教训,对索引学研究有所启示。     

《全宋词》中“红牙板”意象之场所研究——兼论宋词婉约风格与“红牙板”意象呈现场所的关系

宋词的发展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宋词中包涵了很多与音乐相关的意象。红牙板作为古人表演乐舞时伴奏的重要打击乐器,在宋词之中也有所体现。"红牙板"意象在宋词中所呈现的场景对于词人表达个人情感有着独特的作用,宋词婉约风格与"红牙板"意象呈现场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词人表达情感的婉约风格和词作形成的场景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作用。     

断代修辞专题跨学科研究的一部力作——《先秦儒家修辞要论》评介

池昌海教授的《先秦儒家修辞要论》,在先秦儒家修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全面系统,重视综合;资料翔实,重视考据;以点带面,重视实用。为修辞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湖湘词学的开拓之作——评《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

正近年来,晚清民国词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严迪昌、朱德慈、曹辛华、彭玉平、朱惠国、杨伯岭、张宏生、莫立民、查紫阳等新老学者们对晚清民国词或做文献的系统搜集、或考证词人词作、或做词学理论研究、或梳理词人结社现象,或做回顾和展望,为晚清民国词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袁志成博士另辟蹊径,专注于晚清民国地域词学的研究,研究经年,成果颇丰。在《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出版之后,又与其夫人曾娟女士合作出     

中外文化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英语教学——读顾卫星著《晚清英语教学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日益从分散走向整体,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交往与接触日益增多。在此过程中,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官方、民间同英语国家的交往不断增多。晚清是中外关系不断发展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中外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的展开,学术界曾从外交上的礼仪之争、经济上的贸易往来、文化上的交流与冲突等角度作过研究,但是往往忽视了从交际语言的层面进行研究。在晚清中外交往的过程中,英语是一种重要的交际语言。晚清中国人如何学习和使用英语,同外国人进行交往,是近代史研究中所应注重的。目前,近代史学界关于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     

“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评《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的学科开拓意义

晚清民国词籍校勘之业兴盛,为现代词籍校勘学之奠基。王湘华《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词籍校勘学的范畴,总结了词籍校勘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积极的学科开拓意义。     

开拓中国近代海防史研究的新领域——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评介

清朝晚期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侵略,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日军侵入台湾事件,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由于这些侵略战争大都是从海上发动的,海防建没对于清政府来说一直是一项紧迫的艰巨的任务。     

《世说新语》“对”字研究——兼论“对”从上古到中古的词性演变

“对”的形义来源,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世说新语》中“对”字共出现59次,所处的 语言环境大致有5种情况:对 曰;对 N 曰;对 N V;F(能) 对;其他语境。“对”用做动词、 名词,还用做介词,用法具有典型性。据我们考察,先秦典籍中的“对”不用做介词。介词“对”萌芽 于西汉,产生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     

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的对接——读张春泉《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有感

张春泉博士的《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一书,从何人入手,以接受心理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了以传情达意为指归的语辞调整。从实践上证明了修辞表达需服从于接受心理的要求。该书把修辞学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实现了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的实现是以如下三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一是修辞是一种有标记的言语行为;二是修辞研究是语言表达适宜性的研究;三是语言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家园。     

军事法研究的新视域——基于陈新民《军事宪法论》的思考

（《军事宪法论））是台湾学者陈新民所著的一本论文集。入选的文章均是对德国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宪法理念的介绍,因而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论文集主要探讨了如何在宪法法理、军事体制及国家法律制度上,将军队组织、任务及军人的权利与义务加以适当定位和规范的问题。这为我国的军事宪法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传承与开拓:打开近代江南市镇的历史场景——评《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

近30年来,江南史成为中国史、区域史研究中的显学之一,并与日本、欧美学者间产生热烈互动,并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的热点。就时间段而言,学界关于江南史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明清时期,而对近代以来江南市镇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这与江南     

我国近代比较教育研究的早期尝试——论丁韪良的外国教育考察及《西学考略》

伴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及“西学东渐”的潮流,我国近代比较教育始得萌生。本文以晚清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的外国教育考察及《西学考略》为个案,着重分析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特色等问题,并力求揭示丁韪良比较教育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字用学”的构建与汉字学本体研究的“三个平面”——读李运富先生《汉字汉语论稿》

李运富先生的《汉字汉语论稿》体现出著者从摸索与研究字用学到提出字用学学科理论的过程；从不自觉地运用“字样、字构、字用”三个平面去分析汉字学基本理论问题，到自觉运用这个理论方法去分析相关问题的过程。该论著对于更全面地认识汉字学的本体、更清晰地认识汉字学中相关基础理论问题，都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量刑辩论”若干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160条的修改

在刑事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为了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实现量刑的公平正义,＂量刑辩论＂应运而生。＂量刑辩论＂是理性思考的结晶,不仅具有深厚的刑法基础,也有可靠的理论支撑。根据＂量刑辩论＂的精神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60条必须加以修改。     

加尔文政治思想研究路径反思——论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对加尔文的误读

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中对加尔文政治思想的研究,暴露出非常多的混乱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斯金纳的研究方法在运用于像加尔文这类的神学政治家时所暴露的不足。研究加尔文的神学政治思想,首先,必须以加尔文的神学理论,特别是与政治理论直接相关的神学理论为基础。其次,必须审慎地区分加尔文神学政治思想中的构成性因素与策略性因素。最后,在界定加尔文在政治思想史脉络中所处的位置时,必须注意思想史发展的断裂性与一致性的统一。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