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活教育”理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汲纳及创新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道:“自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外国也有学者提出杜威的教育思想远播国外,而其“最大的影响在中国”。在现代中国,作为教育理论重要派别的“活教育”理论就是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对此,陈鹤琴曾直截了当做过说明。他说:“活教育并不是一项新的发明,它的理论曾被世界上不同的教育界权威倡导过。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     

“民主与独裁”:胡适对杜威“社群主义民主”的接受与调整

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和设计深刻地影响了胡适30年代议政时期的政治态度。在《独立评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胡适一方面以其所接受的杜威的民主话语抗衡"独裁派",另一方面则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重新面对杜威思想中最核心的命题:社群民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相比于杜威的理想化方案,胡适其时则选择了与对立派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即将民主的效率寄托于政治改良。     

陈鹤琴"活教育"理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汲纳及创新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道: "自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中国唯物主义脑髓学说在科学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胡适崇洋媚外,一面吹棒实用主义的祖师爷杜威的“实验主义”,首先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论拿到哲学上应用”(见《胡适文存》卷8·82页);一面用庸俗进化论歪曲达尔文的学说,否定生物界的发展有飞跃、质变,鼓吹用“一点一滴的变异”(见《胡适讲学近著》第一集631页),来否定物种的质变,诬蔑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及对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20世纪上叶,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在研究践行杜威教育思想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本文在研究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核心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师承关系以及他们对杜威现代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揭示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在现代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及历史意义。     

胡适与杜威

杜威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恩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成为胡适一生从事思想学术研究的基本思想,特别是胡适促成杜威的中国之行并为之亲自做翻译,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科学方法得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陶行知与胡适

陶行知和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各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几年以前,澳大利亚的一位教育史专家,来华访问,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陶行知与胡适是朋友,同在美国留学,同出杜威教授之门,有个时期,两人合作,共同传播杜威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为什么若干年之后,两人分道扬镳;陶行知且对胡适的所作所为,予以辛辣的批评。”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陶与胡同一年出生于安徽的徽州,同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是出洋留学的知识分于,同受杜威教授的熏陶,归国后,共同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分任翻译之劳,宣传杜威的     

陶行知的奇言妙论

诗讽胡适陶行知与胡适是同乡,都生于安徽徽州。两人不仅同年出生,而且都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高足,都受到杜威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两人回国后,却对当时中国教     

行行重行行: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中国

中国学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百年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头30年为引进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译介杜威著作和评介杜威教育思想,此时期的代表性研究者是胡适;1930年至1949年是深入研究期,此时期的研究颇有"百家争鸣"气象,有吴俊升的自由主义进路的研究、梁漱溟的创造进化论视角的研究,也有林布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等;1950年至1980年,中国的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分化为两支,大陆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意识形态化批判,真正的学术研究几乎停滞,香港、台湾的研究则进入繁荣期,吴俊升成为此时期中国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1980年后中国大陆对杜威教育思想重新评价,标志着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大陆开始复苏。从研究的思想类型看,百年研究历程是一个从实验主义到绝对主义,再重回实验主义的历程。     

外来的杠杆: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杜威

一百年前,胡适等想借助杜威这杆大旗,作为外来的杠杆帮助撬动中国的新教育改革。杜威访华推动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由此实用主义教育话语深入中国的教育改革语境。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民间性的教育改革活动,从而造就了一些经典的教育改革和试验事件。杜威热在华持续了五六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杜威式教育改革和实验屡受挫折,杜威热迅速退潮。站在杜威访华百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审视和反思,可以看出,对杜威思想的误解和误用始终存在于杜威热的兴衰过程。     

美国近二十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新进展

注重基本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纂是美国学者从事杜威研究的传统特色。近二十年,美国杜威研究界在基本文献的整理和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版了四卷《杜威书信集》光盘,以及《杜威与美国民主》《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和《杜威与爱欲:教育艺术中的智慧和欲望》等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近二十年美国学术界对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民主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现代性内涵、杜威的美学理论与教育思想的关系、杜威的宗教理论与教育思想的关系等。近二十年美国的研究成果对杜威教育思想以正面评价为主。这些新进展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趋缓后,人类面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共同挑战,开始公正地、全面地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世界性趋势。     

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

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杜威研究学者的积极传播,加上杜威本人亲自到日本的访问和讲演以及杜威教育著作的翻译出版,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影响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思想上,而且也表现在教育实践上。文章试从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杜威的日本之行、20世纪20至30年代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发展,以及战后“杜威勃兴”等方面,探讨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影响的轨迹。     

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及对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20世纪上叶,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在研究践行杜威教育思想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本文在研究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核心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师承关系以及他们对杜威现代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揭示了中国杜成教育学派在现代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及历史意义.     

“三味药”营造语文课堂的润泽空间

<正>1960年,胡适应邀去台南成功大学为毕业生作了一场题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讲演中,开出了"三味药":一是"问题丹",二是"兴趣散",三是"信心汤",胡适这三味药,与其说是"防身药方",倒不如说是"成功药方"更为妥当,这三味药,虽然单独看都很平常,没有新意,但把这三味药     

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杜威访华与思想纷争

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在大学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时,胡适正好有机会将杜威请来,从而可借杜威之力壮大新文化教育。杜威希望中国教育界从军阀政治现实及中国社会进步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胡适却选择回避政治现实,建议杜威讲述其教育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教育界还有李大钊在传播可使中国社会获得政治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继续引领新文化教育,胡适挑起思想纷争。杜威受场域关系限制必须宣传实验主义,他对中国政治的务实关注及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随之被过滤,因而未能影响新文化教育。从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及思想纷争入手展开考察,可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揭示诸多被忽视的重要史事与问题。     

漫谈胡适的毕业赠言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著有《实验主义》、《演讲论与存疑主义》、《先秦名学史》等。他引进杜威的学说,崇尚实验主义,主张“道德革命”,提倡文学改革,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下面我们一起来解读胡适的毕业赠言——“看书,还是打麻将”：     

《史记·屈原列传》岂容否定?——驳胡适的“五大可疑”论

二十年代,胡适在《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他的《读楚辞》,在“《史记》本来不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的大胆设想下,对《屈原列传》提出了五大疑点,一时被看作是屈原否定论的领袖。胡适的这些谬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可不辩论清楚。 (一)胡适说:     

杜威教育哲学与胡适语文教学观

杜威是影响本世纪初中国教育的最著名的西方教育家。胡适作为杜威一弟子，他对杜威教育哲学的吸收和宣扬集中表现在他的语文教育观上。本文从胡适的独立、自由的人格教育观，语文学科工具观，教学内容的兴趣观和时代观，以及演说、质疑的教学方法观等入手，探讨了杜威教育哲学对胡适语文教学观形成的影响，评价了胡适的语文教育思想及其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意义。     

胡适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

胡适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先秦名学史》是根据其学术志向、知识背景、资料条件和导师启发而确定的。借助西方哲学作为他实现学术使命的工具 ,知识结构限定了胡适的选题范围 ,文献资料相对满足了选题的需要 ,杜威的逻辑论给了胡适最直接的启示。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 ,这一选题无疑是明智而有远见的。     

杜威来华二题

1919年春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 ,在各地作巡回演讲 ,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反响 ,史学界与哲学界对此也一向比较关注。不过 ,笔者在研读相关史料后 ,发现有些问题仍待澄清。一、杜威哪一天抵达中国 ?关于杜威究竟在何时抵达中国 ,相当多的论著都认为是 1919年 5月 1日 ,经过笔者考证 ,此说有误。“5月 1日说”最早源自杜威的学生胡适。 192 1年 ,胡适在给杜威的欢送词中 ,记道 :“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 ,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1 ] ( p.2 79)此后 ,在其口述自传中 ,胡适仍坚持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