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当时及后世有影响的伦理思想之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其义利思想对我们现代义利观的建构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此，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将其整合到新型义利观的构建中去。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

义、利在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上是一对极其重要的范畴,先秦儒家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义利观,然而很多人对先泰儒家的义利观存有或多或少的误解,因此,正确理解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义利观的构建、人们道德素质的提升以及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围绕义利问题提出了重义轻利的主张,奠定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主流。现如今义利关系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重提先秦儒家义利观对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先秦儒家义利观评析

儒家义利思想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孔子、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义利观思想,其作用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社会。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对这笔遗产认真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不无裨益。     

先秦儒家义利观发展的心路历程

先秦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克利的观点,形成了先秦儒家学派的义利思想。若拂去其上的时代烟尘和偏见,以新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对促进今天新型义利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略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传统义利观内容十分丰富,各种思想流派纷繁芜杂,其中尤以儒家学派的论述最为深刻和全面,且影响最为深远。儒家义利观所主张的“以义为上”、“尚义而不排利”、“先义后利”等思想不仅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从“义利之辩”到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长期为众多思想家争持不休,无论怎样都未能对其作出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新型的义利观为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义”与“利”的问题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及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科学论述,使之成为科学的、正确的、合理的、先进的义利观,并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儒家义利观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义与利是人们不断争执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义利观,在封建社会起到了和谐、稳定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鼓励个人追求应得之利,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统一的,当三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儒家重义轻利思想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精神及其得失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价值关系中是主张以“义”为重的,但并没有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只不过是主张人们对利的追求应当以“义”为指导,强调“义”对“利”的必要制衡。更为重要的是,“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是维护人的尊严与崇高之必需。先秦儒家批判利欲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唯利是图和为政贪暴的。先秦儒家对每个主体都循义而行、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对重义尚德的崇高人格的追求,都有着普遍的、恒常的价值和意义。     

司马迁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继承与创新

司马迁的义利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合理的部分，如：“义以生利”，“好利恶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先义后利；另一方面又扬弃其空疏之处而成一家之言，如：求利求富的人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时官营工商与民争利。提出具体的求利途径和原则等，从而构建起独具卓识远见的义利理论。     

论孔子的夷狄教化观

孔子将夏、夷置于儒家的社会伦理体系中认识,把华夷的存在编织在"差序性平等"的社会体系之中.孔子以朴素的人性论为出发点,以有教无类为途径,主张通过以夏礼教化夷狄,从而实现"华夷无别"的社会理想.     

农村新“读书无用论”的成因分析

＂读书无用论＂的出现和盛行偏离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轨道,是教育系统内外部不公正的复合衍生物。教育系统外部的不公正表现为教育资源与权利的分配不公正,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公正表现为个体发展层面的不公正。     

儒家“恕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的"忠恕之道"的"恕道"与"忠道"有联系亦有区别。"恕道"在现代社会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宗教团体与宗教团体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谈“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的内在统一性

在学理上,传统学者认为“道义论”和“功利论”相互对立,这是西方近代以来伦理学思想的两条主线。然而,“道义论”和“功利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它们统一于人的价值,二者的统一是社会和谐的主导因素。     

儒家文质观与其人性论的内在关联

美学界对儒家文质观的研究都基本上忽略了其与儒家人性论的关系,并认为儒家都主张文质彬彬,从而又忽略了孔子、孟子和苟子的文质观的差别。究其实,孟子主张性善,所以他重质不重文,主张先质后文、要以质救文;苟子认为性恶,所以他重文不重质,注重以文灭质;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因素在孔子的思想中都具有,所以他主张文质彬彬,既主张先质后文,又主张以文救质。     

物权法律冲突与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适用

各国有关物权的法律制度,在内容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在处理国际物权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法律冲突。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是解决物权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但是,物之所在地法只能解决国际物权关系的一般问题,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在有关的立法实践中应该更加注意采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由“鼓盆而歌”论庄子的生死观

生与死可以说是每个人所必然面对的事情,那么,以逍遥自在著称的庄子是怎么看待生死的呢？文章从对庄子＂道＂的理解出发,阐述了人应当安时顺命。然后通过对庄子所表达的生死复通为一的说明,指出庄子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生死。庄子对于生死的态度,就如文章开始处＂鼓盆而歌＂的缘起一样,在安命与＂道＂之中,追寻永恒的快乐和自由。     

关于儒家的死亡德性论——“大哉死乎”与“顺命”

死亡德性是生活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表现,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内容可以其对“大哉死乎”的论证来概括,而其养成方式则是“顺命”,儒家死亡德性论是目的论的,其目标是追求死亡伟大性。     

国际法视野下人权与主权平衡的新发展

由联合国制定并倡导的《新安全议程》扩大了传统意义上“安全”的范围,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关于“人类安全”的定位和诠释。目前有许多国家热情提倡和支持扩大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范围,由此积极支持联合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议程》,但是我国少有学者对此国际法上的这一转变予以格外的关注。“安全”范围的扩大涉及到人权与主权平衡较量的严肃问题,这也是国际法的一个永恒话题,因此有必要对《新安全议程》的核心问题,即“人类安全”的范围和内涵进行剖析,运用纵向历史的通观,以亚洲各主要国家对联合国“人类安全”新定位的不同反应和立场,预测亚洲地区将来人权法建设和发展的趋势,并提出中国应该在此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