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致王鸿猷信函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9封孙中山于1909-1912年间写给王鸿猷的信函。这些信函是研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王鸿猷短暂革命生涯的主要文献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孙中山欧美筹款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孙中山在欧美筹款期间写给王鸿猷的私信共有6封,均为亲笔,主要谈论与此次筹款之旅相关的情况,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王鸿猷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次长。这一时期孙中山写给他的3封信件,主要是安排与财政相关的事宜。     

新发现严复致朱启钤信函一通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其学术思想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于严复晚年思想的评价,学术界向来存有较大争议。严复致朱启钤信函的发现,对于科学评析严复晚年学术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胡祥鑅致冒广生信函选辑

这里选辑了胡祥鑅致冒广生的一组函件,大约形成于1894年到1899年之间。从这些私人信函中,反映出晚清这一动荡时代里士大夫的心态及他们日常之所关注,可与《冒鹤亭先生年谱》相比照。而信函在某些局部则较详细和具体,有一定的补充价值。胡祥鑅[1],《冒鹤亭先生年谱》云:“先生对胡为人甚敬重。”胡、冒在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来往甚密。胡曾介绍冒广生会见汪康年,商议刻印书稿。后胡倡议创办印书所,冒也予以支持。本辑史料选自上海博物馆馆藏,由卞建林整理。     

顾颉刚致郑德坤信函辑录

档案架四川大学(华西区)档案馆藏顾颉刚致郑德坤信函计22封,约1万2千字,时间约在1933年至1945年间。其中,未署年代7封,残件2封。内容涉及:一,历史地理图编纂。二,禹贡学会、禹贡半月刊、引得校印所、技术观摩社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三,研究经费的筹措。四, 对学人学风的评价。五,交游。六, 家庭生活。七,对郑的褒勉与建议。郑德坤,福建厦门人(一说思明人)。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北平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学侣。燕京大学史地系代理主任。厦门大学副教授兼文化陈列室主任。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及副校长。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讲学和任教。郑德坤1933年到厦大任教,1936年6月赴华大,两年后去哈佛大学留学,回国后仍执教华大。主要著述有:《厦大校址考》、《中国考古和艺术导论课程纲要》、《中国考古学大系》、《中华民族文化史论》、《水经注引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等。顾郑之交非同一般,据《顾颉刚先生学术纪年》记载,1932年,顾就曾在《火把》与《北晨学园》上发表“论国难书——与郑德坤信”。又据《学术纪年》记载,顾颉刚1934年3月至“七七事变     

郭氏族谱所存郭之全致袁世凯信函

笔者近览《信阳郭氏族谱》,得见族谱中存有郭之全与袁世凯信札四通,对于了解清末社会现实以及袁世凯与郭之全之关系,具有较重要的资料价值,兹予整理实录如下。     

严复与吴汝纶

严复把吴汝纶视为生平第一知己和最敬重的人,这从他为其写的"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①的挽联中充分反映出来.令其最钦佩的是,吴汝纶虽"旧学淹贯而不鄙新知",以至与旧学决裂而倾倒西学的勇气.吴汝纶则深服严复学贯中西,才艺双全的超人能力.     

论吴汝纶辞官内因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同时也是桐城派末代宗师。他于同治四年参加会试,考取进士第八名,遂以内阁中书用。同年,被两江总督曾国藩招致幕府。同治六年,因曾国藩保举,吴汝纶被奉旨赏加内阁侍读衔。鉴于吴汝纶器识明敏,学问该洽,实     

刘凤池致溥仪信函选(下)

二十七敬禀者：到京之后，知各路情形与报纸不同，如无特殊变化，直鲁恐难固守也。臣所欲接治之人均在前线，不得相会。所会两位要人，又出原计划之外，谈的十分入骨，然不能以物相赠。因既分多串，不似送人之品，且无以措辞，恐生障碍，因此另买他物为赠。详情回京面陈。所最庆幸者，即与梁忠甲镇守使之内亲宫惠民相遇，询可乐也。因彼为榆关至锦州间之防务，须向吴督办请示，晋京为梁代表，相逢于大栅栏前。仓卒之间，谈话几句，晚间至花园饭店往访，作长夜之谈。梁对（去岁经过情形，梁回江对宫谈过）皇上怀疑数种：（一）谓潮流不合；（…     

刘凤池致溥仪信函选(上)

1926年，一批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纷纷涌进天津租界，末代皇帝浦仪居住的张园里的客人也是有增无减。此时，经奉系老军阀许兰州的介绍，溥仪认识了其部下人称小诸葛的刘凤池。许在溥仪面前吹嘘刘是现代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即有九成把握。刘当年四十岁左右，见到溥仪便说自己有通天手眼，并建议拿出古玩、字画、金表一类资重东西去联络台上人物。溥仪当时出于复辟大业的需要，虽然听到刘说福寿字条之类对这些人毫无用处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但又很赏例此人的直率，认为他敢于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一定可靠，便慷慨解囊。刘也…     

吴汝纶与曾国藩关系辨析

曾国藩是吴汝纶参加江南乡试时的座师,两人由此建立起的师生关系对吴汝纶一生的学术与仕途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吴汝纶与曾国藩之间,既有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又有学术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还有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     

吴汝纶与曾国藩关系辨析

曾国藩是吴汝纶参加江南乡试时的座师,两人由此建立起的师生关系对吴汝纶一生的学术与仕途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吴汝纶与曾国藩之间,既有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又有学术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还有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     

吴汝纶考察日本学制史料

清末著名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同年九月称疾引归,历时三月有余,并有考察记录。对此,《吴先生尺牍》中多次提到过。在《答贺松坡》书中,曾谓:“《东游日记》,草草记所见,不能得其要领,亦无论说,不足观采。”另在《与张野秋尚书》书中亦说:“仅将文部所讲及视阅各学日记,抄呈台览。”此外,还在《同记者俱乐部送别会答词》中说:“现将所访各节,交印工排印,限初九蒇事。”这些都证明,吴汝纶考察日本时,确实专有记录,然而,并未发现有《东游日记》刊行于世。新近,我们在搜集资料时,从安庆市四中退休教师金杏村处找到了吴汝纶当年访日的史料。史料为日记体,纸质为毛边纸,采取纸捻装订而成册,封面未标名称。规格是23公分×12公分。所记内容始自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1902年7月5日),止于十三日(7月17日),共计十三天的考察情况。这是至今所发现的有关吴汝纶访日的第一份史料。据初步考证,日记显然不是吴汝纶本人所记。有关资料表明,极有可能出自吴汝纶所器重的弟子、随员李光炯之手。这本只有十三天访日记录的日记,是否就是吴汝纶多次提到过的《东游日记》,尚无法定论,现发表如下,供研究参考。     

吴汝纶体育教育思想研究

<正>吴汝纶(1840—1903)先生,清末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师从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作为清末桐城派的一代宗师,他"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究其原而竟其委"[1]1538。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学界一直将吴汝纶作为桐城派的一位古文大家来看待,很少有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其实,吴先生还是我国近代一位功不可     

吴汝纶与保定莲池书院

吴汝纶在担任莲池书院院长期间,引导学生学习古文,积极引入新学、实学,以教学内容充实、改造书院,在以科举博取功名为目标的旧式教育机构的躯壳中,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对直隶乃至全国教育及中外文化交流都有深远影响。     

对孙中山致张静江的两封信函的历史解读

1.1923年1月8日孙中山致张静江函 静江兄鉴:接示得悉电医有效,甚为喜慰.前闻该医说,兄所服之止痛药,恐日久成毒,切宜戒除,以免深中,虽偶有痛,稍为忍之,较胜于服药百倍.盖所谓止痛者,不过蒙迷脑筋,使不知觉耳,实痛犹在也.云云.今彼所施之电术,既属有效,则当惟彼之言是听,勿服止痛药,勿请他医,专由彼施治.彼言三礼拜当见效,三个月可痊愈.     

吴汝纶三辞保定莲池书院

保定莲池书院始建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为直隶省级书院①,其历任山长多为一时之选②。吴汝纶久慕莲池盛名,1889年主动辞官,接替张裕钊出任山长③。吴汝纶在馆期间师生关系十分融洽④,他对莲池一职也十分满意,曾言"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     

对孙中山致张静江的两封信函的历史解读

静江兄鉴：接示得悉电医有效，甚为喜慰，前闻该医说，兄所服之止痛药，恐日成毒，切宜戒除，以免深中，虽偶有病，稍为忍之，较胜于服药百倍。[第一段]     

王子野同志的信函

我与王子野同志的交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子野同志和他的爱人陈今及孩子全家都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改造,而我爱人王龙娣因为大学毕业分配在被“砸烂”的文化部,当时也在这个干校“锻炼”,从而认识。     

寡廉鲜耻粉饰太平 ——黑龙江省汉奸团体代表就李顿报告书致国际联盟信函选编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黑龙江省多个汉奸团体代表致函国际联盟。本文所收录的是所谓“黑龙江省民众代表”、黑龙江省民治指导会、黑龙江省教育会,以及奉天省农务会、教育会、商会、总工会等汉奸团体致国际联盟的信函。这些汉奸团体的代表寡廉鲜耻地为伪满洲国和日本侵略者辩护,美化伪满洲国,要求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无耻之尤!下列档案出自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下属之国联档案馆,特照录全文如下,以供历史学者和广大民众参考、批判!     

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

从甲午战争中惊醒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获胜在于它吸收欧洲文化、政治制度、重在教育。[l]此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出于不得已实施“新政”,其中兴办学校即是一个重要内容。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902年,硕学吴汝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故此,他赴日本作了为期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在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有极为详尽的报导。吴汝纶的赴日考察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兴办新教育的讯号。[2]因此,无论政界抑或教育界均极为重视。因此,笔者着意探究吴汝纶的赴日考察究竟如何影响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