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时间考实

河南地处我国中部,历史文化悠久厚重,具有重要地位。河南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时间为世人所关注。诸说不一。以王朝都城为政治中心作标志,历代王朝形成的政治中心分为全国政治中心、地方区域中心。累计计算历代王朝在河南建都时间,可知河南成为政治中心的时间近2000年,位居全国34个省区之首。这是河南历史文化最具标志性的亮点,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贡献。     

明代京杭大运河研究综述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对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明代的京杭大运河在历代王朝中治理得最好,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近年来,关于明代运河的研究也是成果颇多,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总结和评论,以求找出当前研究的不足。     

明朝建都问题探论

国都是国家的统治中心,为王朝的根本所在,所以,历代王朝无不重视建都问题。建都地点的选择,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军事形势及经济、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作为王朝的统治中心,国都的地理位置必须适中,交通便利,并靠近经济发达地区,以保证朝廷物质供应的充足,充分发挥其君临四方的中枢职能作用;军事上,又必须有可资凭借的险要山川形势,并兼顾国防问题,以保障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建都问题上,明朝初期,特别是明太祖洪武年间,亦相当慎重,由于种种因素而难以抉择,并影响了明初的政局变迁。     

从早期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看秦汉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基础

先秦时期是“大一统”观念的孕育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夏、商时期,王权与专制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初步的发展,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已开始初露端倪。历代王朝对邑外的持续不断的开拓,初步奠定了一统国家的地域规模。西周王朝所开拓出的疆域,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统一的政治地理基础;同时,西周王朝通过对四土、四国之地的大批封建以及军事征服,从而使得西周王朝的千里邦畿和辽阔的田土、四田之地已紧密地联为一体。战国时期,郡县制政体下分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及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逐步统一,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形式推进至早期单一制阶段。     

淮南王刘安谋反论略

汉淮南王刘安在位几十年间，多次图谋叛逆朝廷，篡夺最高皇权。刘安之所以谋反，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历史根源的。刘安谋反事件对当时的汉王朝，乃至对我国后世历代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从建制沿革看南宁历史地位的变迁

南宁地处祖国南疆,自东晋起,历代朝廷便结合地缘特点在此设置与中央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政权机构。从东晋晋兴——县、郡治所,到唐宋邕州——岭南五个重镇、地方一级政权治所,再到元代南宁路——经略两江、南疆安宁,明清民国南宁府（县、市）——粤西要会、商贸重地、广西省会,随着历朝在南宁建制,南宁辖区不断变化,战略地位亦日益凸显,最终成为省一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宁各族人民在巩固南部边防、开发边疆、密切同中原联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浅析三门峡漕运对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政治的影响

三门峡漕运是我国古代东西漕粮转输的必经要道,历史上也是沟通长安与洛阳这两大都城东西水陆运输干道上的漕运枢纽地段,对于维持定都关中政权的政局稳定以及两京格局均有着重要作用,并对我国古代漕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北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中原王朝的军事中心,三门峡漕运也因此成为朝廷在西北地区发展军事,进行战争,加强边境防务,维护边疆稳定的基础。同时,历代王朝也利用三门峡漕运在灾荒年份赈济灾民、平粜物价,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徐州汉墓

汉时的徐州在汉王朝统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化相对发展，长时间保持着全国领先的水平，又是汉朝的军事重镇，震摄着东南广大地区，加上其是汉高祖刘邦的出身地，并曾经成为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还有汉朝大诸侯国之一楚国历代君王侯的经营，使该地区深深烙下汉化印记。     

关于顺治皇帝召五世达赖喇嘛入京的论争--从洪承畴的一道奏疏谈起

顺治皇帝召五世达赖喇嘛入京一事引发满汉之间的激烈论争,顺治八年洪承畴所上奏疏是汉臣意见的集中代表。论争是满汉文化的交锋,清朝入关之初,正处于满汉民族文化冲突的凸显时期,入仕清朝的晚明汉官群体不仅希望跻身外族政治集团,更希望能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顺治皇帝,建构新王朝的治国理念。论争又是国家民族政策的辩论与选择,五世达赖喇嘛最终入京觐见并受封,对满、蒙、藏上层的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自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应对东北、北部草原和西北的“三北”游牧势力威胁,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西北边疆安全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策略中,屯垦戍边是现在新疆地区最为成功的应对策略。     

《教战守策》简析

北宋王朝自太祖至仁宗的一百年间,社会基本安定,经济较为繁荣,可谓太平盛世。但是,由于豪强并吞,边备松弛,官僚机构庞大而无能,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正在滋长。敢说敢为的青年政治家苏轼看到了北宋王朝的这种潜在忧患,于仁宗末年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厉法禁、决壅蔽、教战守等政治上的改良主张。在《教战守策》这篇策论中,苏轼针对当时海内习于安逸,不知危劳的情况,向朝廷申说教民讲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根据当时战争必不可避免的严峻形势,建议朝廷早作准备,以免发生不测之患,表现了宏图大略和卓识远见。     

论张说的"大手笔"与开元政治理念的转变

"大手笔"主要表现为发布王言与润色王道两种类型,张说的"大手笔"属于后者.在润色王道的过程中,张说以"大手笔"为开元王朝树立了光明、正义的政治形象,提供了自觉、理性的进取动力与高远、超俗的政治理想,并以精巧的构思向朝廷、时代展示了这种政治理想在当下实现的可能,并促使其在开元王朝得以实践,从而在事实上完成了开元王朝政治理念从功利层次向王道层次的提升,为盛唐气象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     

游民政治: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结构背景

游民政治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中一个长期隐伏的基础性构造.由于游离于主流社会规范之外,并具有独特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组织模式,游民群体是推动历代王朝更替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力量.游民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波动,使得游民政治的再现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近期频现的群体性事件便是其表征.如何在一个现代的流动型社会中规制游民政治的发展,将游民群体纳入市民社会之中,"化游入土",是当前社会政策的一个核心关注点.     

略论两汉时期的禁锢

禁锢是指对犯罪者取消为官资格。禁锢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两汉尤其东汉时期发展为朝廷镇压士人的手段之一,且禁锢的范围有所扩大。禁锢打击了士人入仕的积极性,削弱了王朝的政治生命力。     

吴郡地方势力与梁陈之际的王朝重构

地方势力与王朝统治互相支持,是南朝时期吴郡地方政治的特点。侯景之乱中,吴郡地方势力先是积极援助朝廷,之后又为维护地方利益而起兵,但在失去王朝体制支撑的情况下,其军事化路线并不成功。代表吴郡士族参与梁陈易代的名士群体与建康的门阀社会或萧梁末期的江陵朝廷关系密切。梁陈之际,吴郡地方势力归附于在三吴地区建立政治根基的陈蒨。天嘉二年始,陈朝形成以宗王出镇吴郡的惯例,吴郡地方势力占据着郡掾属的职位,出任宗王将军府、王府僚佐,实现了从地方到朝廷的流动。陈朝虽因南川豪强而兴,但当建都建康并以三吴为统治核心区时,政权形态则趋同于晋宋齐梁。在这一过程中,三吴与建康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起到了促成作用。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二）

历代王朝统治者在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中,除重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建设外,也十分重视包括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防腐和反贪的制度构建（三）

历代王朝统治者在防腐和反贪制度建设中,除重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建设外,也十分重视包括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爱国诗词解读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诗上万首,流传至今的作品有九千三百多首,是历代诗人中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词作品不仅反映了诗人一生不变的爱国情怀,从中也可以看出陆游爱国情怀从单纯渴望抗金、收复中原,把满腹希望寄托于君主、朝廷,到关心沦陷区百姓,对南宋王朝偏安国策愤然提出质间的产生、凝结、升华过程和变化的脉络。     

唐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以陕州为中心的考察

唐朝实行两京制,通过长安、洛阳两京实现对整个疆域的有效统治。两京之间地域,在唐王朝保障两京联系、强化两京掌控和增进两京职能互补的政治运作中,必然成为重要的地缘因素。陕州地接两京,控制两京水陆交通,是唐王朝布局两京之间的枢纽。以陕州为中心的军政建置及其管辖区域的变更,受到两京地位轻重变化的直接影响,体现出朝廷布局两京之间以加强两京联系与制衡关系的空间运筹,反映出两京之间政治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变化。     

汉鸿都门学考辨

: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 ,既以个人爱好为动因 ,又以招揽政治势力为目的。鸿都门学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校 ,而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 ;鸿都门生也不是鸿都门学培养的学生 ,而是朝廷征辟的一批官吏。对于鸿都门学的认识 ,显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教育问题 ,或者是思想、文学艺术问题 ,而主要是政治问题 ,具体一点说是选举问题。汉灵帝重用鸿都门生 ,有悖于正常的选举制度 ,有碍于朝廷政治的进步 ,因而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促使东汉王朝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