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博物苑之标本意义与价值传播

2015年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和南通博物苑建苑110年,"博物苑是张謇创造的一个中国范型",全面审视南通博物苑文博范例的意义,对于挖掘其核心价值,倡导科学传播与文化沟通,在文化创新与公共服务,引领文明进步,提升博物馆在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     

纪念馆陈列研究价值与社会文化教育功能刍议：—兼谈西安事变纪念馆陈列

20世纪的中国历史 ,是追求现代化变革图强的历史。在此期间文化的冲突 ,观念的碰撞 ,思想的互渗 ,价值的并行 ,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景观。博物馆、纪念馆事业因此得以迅猛发展 ,经历了许多实践 ,并面临种种无法回避的裂变。然而与社会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是 ,在这些最应具有文化历史氛围的场所诸多非文化观念与现象仍然或多或少地充斥其中 ,形成一股漠视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意识误区 ,严重地阻碍了纪念馆事业的未来发展道路。这其中固然有国家政体变革尚未完全涉足这一领域的弊端 ,亦有历史原因造成纪念馆人员结构失衡 ,意识滞后…     

从登州文会馆博物馆到南通博物苑——传教士狄考文与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

19世纪后期,狄考文在登州创办登州文会馆和博物馆,教授博物馆学课程,为我国早期教会博物馆以及高等教育学校最早开设的博物馆学课程。张謇在登州文会馆和博物馆观摩、学习,熟悉并掌握博物馆知识,为1905年在南通创办中国人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打下了知识基础,开启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之路。     

熔铸三代辉煌 尽显古都风韵——郑州博物馆“古都郑州”基本陈列综述

郑州博物馆创建于1957年,是河南省成立最早的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经过50余年的发展,郑州博物馆在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馆藏文物达5万余件,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之列,成为展示郑州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窗口。1999年,郑州博物馆新馆落成开放,其新颖的建筑外观寓意“天圆地方,鼎立中原”,融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独具特色。新馆占地面积9867平方米,建筑面积14200平方米,其中主展馆面积8337平方米,推出的常设陈列有“郑州文明曙光”、“郑州古都风采”和“古代文化神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宁波现象”的标本意义——兼谈雪莉广播作品成功的若干启示

浙江省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第一位播音指导辛雪莉,从事广播工作20多年,先后担任宁波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频道总监、副台长等职务。她始终满怀激情,认真务实,开拓创新,在播音主持、业务创新、行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得到了听众和业界的广泛好评,先后荣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和长江韬奋奖。为充分肯定雪莉同志取得的业绩、作出的贡献,进一步推动全行业形成学习钻研业务、积极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日前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与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浙江省广电学会、浙江传媒学院和宁波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举办了雪莉广播作品研讨会。本期《个案研究》栏目选登了部分领导、专家的发言摘要。     

论传播语境、价值取向与国家影像的符号表达——兼谈“国家形象公关时代”的对外传播策略

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我国国家影像表达在本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热潮。中西(中美)之间形成的独特传播语境构成国家公关时代的势,并塑造着传播主客体间的刻板印象。当下传播主体价值取向迷乱,导致主体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价值迷航一定程度上干扰主体的传播心态和创作心态,导致视觉符号编码紊乱。本文认为,国家影像表达背后,价值传达应有一定层次和顺序,以适应跨文化沟通。     

彰显媒体责任 传播和谐理念——楚天都市报“良心债”系列报道的标本意义

今年2月16日,楚天都市报独家重点推出的"良心债"系列报道,以生动鲜活的事例,书写出一部彰显道德张力、净化心灵、明辨荣辱、促进和谐的优美篇章,在全国尤其是鄂豫两地产生强烈社会反响和心灵共振。     

传播与意义的构建——关于“传播”定义的再思考

什么是"传播"?虽然以往的传播学研究对此都做出了不同的解答,并作为分析框架,建立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但直到目前,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仍然存在.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并立足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做出相应的解释,这些都是对传播问题的不同层面探究的展开.本文则立足于哲学研究的意义理论,试图通过"意义构建"来定义传播的内涵,从而分析在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传播现象与意义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任重道远的“三网融合”之路——兼谈“三网融合”中的广电作为

国务院《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出台后,三年的试点期实际上就是广电网络的保护期。在试点期内,广电网络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三网融合＂背景下,市级广电网络科技如何发展？广电网络如何提升竞争力？这些都是值得广电网络建设者思考的问题,以下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予以了解答。     

“三贴近”的方法论意义——兼论市场与阵地的内在逻辑关系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本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在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也是新闻报道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达到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牢固占领舆论阵地之目的的不二法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贴近”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其内核的科学的方法论。然而，现在既然将其作为一项方针重新提出并予以强调，这     

解读Web2.0时代自媒体的传播新特征——兼谈“徐静蕾现象”的新闻传播学意义

Web2.0时代是自媒体的黄金时代,博客、播客、电子互动杂志、RSS等新技术粉墨登场。在这场大潮中,艺人徐静蕾的博客"老徐"和电子互动杂志《开啦》分获巨大成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传播现象。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web2.0时代的大背景框架之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揭示出当前自媒体的五大传播新特征:传者个性化、传受一体化、内容精细化、互动多维化、媒介开放化。     

宏大叙事背景下的族群历史与文化多样性——兼谈“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的策展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是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之一。陈列在策划的过程中,尝试建构起一种重新诠释历史与文化的展陈体系,在湖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将"人"的主线一贯到底,而"民族大家庭"是其中介绍当今湖南人构成的重要环节。"民族大家庭"的视角将看起来零碎、片段化的社会事实串接起来,立足于博物馆藏品现状、拓展研究成果(如运用体质人类学方法开展的湖南族群来源与构成研究等)及引入数字化遗产技术,使之重塑特殊的历史与多样性文化,并以线条化、网络化、视觉化、可互动的叙事方式传达给观众,希冀最大程度地反映真实的历史,从而引发人们对遗产、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共鸣和反思。     

从传播哲学角度谈“传播”的定义——传播哲学初探

本文首先认为必须关注传播哲学这一研究领域,接着从哲学的角度给“传播”下了定义:传播是信息运动现象。这个定义的特点在于使用了哲学的重要范畴“运动”两字。用“运动”来定义“传播”,能全面完整地概括传播现象,尤其重要的是它可以启发我们去吸收哲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提高传播学的理论思维水平,使传播学逐步走向成熟。这个定义只是从一个角度来丰富我们对传播现象的认识和了解,不可能用来替代以前许多有关“传播”的定义。     

抓住“新、深、实”做好“三贴近”——兼谈江西电视台落实“三贴近”工作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宣传思想工作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根本实现途径。对“三贴近”,我们广大电视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高度重视,付诸实践,见之荧屏。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三贴近”是一个普遍性要求,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电视工作怎样做到“三贴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电视工作的特殊性,找出电视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规律,在“新、深、实”上下功夫,推进电视事业的发展。必须在“新”字上下功夫“三贴近”既为我们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创新…     

试论人内传播中“自我”的三个论题——兼谈G.H.米德的“自我”理论

人内传播是一切传播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而人内传播中的"自我"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本文首先认为,"自我"是人的一种潜能,它的实现需要人的肉体和经验材料相结合;其次,"自我"和"经验材料"是统一的,自我和经验材料存在种种互动关系;再次,社会学家米德所提及的"自我"疑似实指"自我意识";最后,"肉体"和"经验材料"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对"自我"造成限制。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CSSCI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