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锷的反帝爱国思想

清末民初,蔡锷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无情揭露和严正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积极探寻反帝救国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反帝爱国的观点和主张,对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蔡锷离滇赴京原因考

长期以来,学界对蔡锷离滇赴京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新发现的史料考证,蔡锷离滇赴京的真正原因是:蔡锷应熊希龄、梁启超和谭延闿的要求,先赴京养病和联络再赴湘承担"二次革命"后湘事善后的重任。蔡锷到京后,因熊希龄去职,而使其赴湘计划落空。     

蔡锷拥袁现象试析

如何看待民国初年蔡锷拥袁的立场，这是一个有关蔡锷一生评价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蔡锷拥袁，并非偶然。就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而论，旧官僚、国内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国外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普遍存在着拥袁现象；从蔡锷本人来看，他提出的致力统一、着重建设、建立强权政府的三项主张，也为其拥袁奠定了思想基础     

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

蔡锷不仅注重武装斗争,而且重视舆论宣传,早年曾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诗文,反对列强入侵,抨击封建统治,宣传革命理论。对这些笔名,蔡锷生前并未提及。蔡锷逝世后,虽然人们通过蔡锷年谱得知孟博、奋翮生、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但长期无人对其进行过论证。1995年,曾业英经考证后认为,不仅孟博、奋翮生确是蔡锷的笔名,而且蔡锷还有个"劫火仙"的笔名。而对"击椎生",他未及考证。近年来,殷英提出了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笔名而是殷承瓛的笔名的观点。但经笔者多方面考证,"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     

朱德元帅

第一集 清末，中国政府腐败，列强横行。1909年，青年朱德和好友吴敬和怀着从军救国的思想，告别故土家人，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朱德接触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并在讲武堂组织了"五华社"。清政府在讲武堂的耳目田副教官企图开除朱德，正在讲武堂讲课的蔡锷保护了朱德。朱德请求在毕业后进入蔡锷的部队。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新析

以往传统党史将＂二次革命论＂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与理论。本文根据共产国际新史料的挖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希望还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     

近代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伴随着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近代国际法开始正式传入中国并逐渐传播开来,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影响。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些影响,要从考察近代国际法的性质以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出发,对清政府如何适用近代国际法、清政府官员和学者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评价、外国人对国际法输入中国的态度等三个具体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的有益作用甚少,在一定意义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法律武器。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是当时的现实困境与理论贫乏造成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来讲,当时尚不具备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从当时国共合作的实际来看,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可能会加速国共合作的破裂。共产国际也不支持中共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前途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一判断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前提。     

甲午战争时期的欧洲列强和日本

欧洲列强对甲午战争的态度和同时期诸列强在其它地区的矛盾与角逐有机地联系着。当时英俄的矛盾决定了远东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列强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如不能说英国一贯支持日本侵略朝、中；也不能概括为沙俄一直反对或抵制日本侵华。欧美列强的纵容或支持，是日本胆敢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把“三国干涉还辽”说成“丑剧”值得商榷。把“以夷制夷”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谬误的。     

蔡锷裁减薪俸探析

蔡锷督滇近二年，两次带头裁减薪俸。通过对蔡锷裁减的月薪俸与当时的行政官员、教授、军官和工人的月薪俸相比较，充分证明了蔡锷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这些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学习．     

李烈钧与“二次革命”爆发

近几年来,研究“二次革命”的文章甚多,并有不少涉及到李烈钧与“二次革命”的关系,但总觉得有的问题还须进一步探究,比如,为什么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中不能统一步伐?李烈钧在“二次革命”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说清楚这些问题,需先要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后全国的政治形势.     

论日本近代外交中的“脱亚入欧”意识

纵观日本近代外交及其政策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它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所谓的“脱亚入欧”意识,一方面要从价值观念上摆脱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陈旧模式,在时间上由中世纪跃入近代,赶上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它要求日本跨入欧洲国家的国际体制,以欧洲国家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等亚洲国家,并以此与列强争雄。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循着这一思路对日本近代外交中的所谓“脱亚入欧”意识略陈管见。一 19世纪中叶,曾经坚持了200多年锁国式外交政策的日本也象当时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一样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当时执政的幕府在列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开国政策。由于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     

问题解答

问:1871年德国统一后欧洲外交格局有哪些变化? 答:1871年德意志民族在容克贵族的领导下,以“铁和血”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促使欧洲外交格局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甚至也影响到下一个世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统一的德国的出现,使得当时欧洲列强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从巴黎移向柏林。德国既有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尚武精神,又有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扩张传统,所以德国的强大构成对邻国的威胁。德国战胜法国迫使欧洲列强在外交上重新选择。     

历史漫画征稿启事

为了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解散国民党和国会，颁布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改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蔡锷等人参与的护国运动最终使袁世凯的帝制梦破灭。     

蔡锷国权理论探析

关于国权的合义,蔡锷使用的“国权”概念包含国家的对外独立自主权和对内统一治理权两方面的意义;关于国权与人权的关系,蔡锷认为国权是人权的保障,中国人民欲得个人的人权首先须有国家的国权;关于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国权,蔡锷认为须建造一强有力之政府。蔡锷的国权理论是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俾士麦统一德国时期俄国的对德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德国统一的最后阶段,沙皇俄国无可奈何地采取了有利于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中立”态度,客观上为俾士麦统一德国造成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向横蛮干涉、破坏德国统一的沙皇俄国,为什么在俾士麦统一德国时期对德策略发生转变?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分析。德国的统一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1864年的丹麦战争是德国完成统一的第一步。在这场战争中,欧州列强从维护波罗的海的均势出发,对于普奥发动对丹麦的战争当然是不欢迎的。但是,     

从民国史料看李烈钧率先发动“二次革命”的原因

1913年3月,“刺宋”事件发生后,革命党内出现武力讨袁与和平解决的意见分歧,孙中山力主讨袁,赣都李烈钧态度坚决,积极拥护孙中山主张,于7月12日率先在湖口发动起义,史称“二次革命”.本文在查阅梳理大量民国史料基础上,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李烈钧率先发动“二次革命”的原因,即李本人坚定的革命意志、江西的“半独立”状态、革命党人的反袁方略与南方的局势变化.     

蔡锷与云南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

1912年8月至次年2月,云南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工作。在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的选举工作进展顺利并提前完成。这是蔡锷注重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行行政区划调整、改善通信条件、促进民族团结以及认真、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的必然结果。     

从日本的外交策略看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欧美列强对世界霸权和殖民地的争夺空前激烈。然而，在列强正关注、较劲的远东地区，面对巨大的利益得失，面对弱小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扩张行为，列强为何采取了“默许或纵容”的态度，以致日本竞在虎视眈眈的列强面前公然挑起了针对中     

“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支持袁世凯原因探析

“二次革命”期间，与武昌革命党人矛盾的公开化是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的契机，“军民分治”的出台是黎氏转变的先导，与激进的革命党对“宋案”的不同态度是黎氏反对“二次革命”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厌乱思安的社会大气候。袁氏笼络黎氏的目的在于分化革命力量，黎氏倾向袁氏则希图藉此维持“共和国”的稳定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