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家庭出身问题

关于李自成的家庭出身,各书记载,颇有出入。总起来说,约可分为三类:一、是记载李自成的家庭较为富饶的,有吴伟业《绥寇纪略》和《鹿樵记闻》,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邹漪《明季遗闻》,查继佐《罪惟录》,钱(甹只)《甲申传信录》以及近人李文治同志的《晚明民变》等书。二、是记载李自成的家庭较为贫困的,有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边大绶《虎口余生录》,冯甦《刦灰录》,费密《荒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张岱《石匮书》,毛奇龄《后鉴录》,张廷王等编修的《明史》,徐薡的《小腆纪年》,以及     

论错杀李岩

关于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史家对李自成所犯骄傲错误及“流寇主义”等,评论甚多,但对其错杀李岩、李牟问题,却或有意回避,或轻描淡写。而历史告诉我们,李自成在抗清战争的关键时刻,错杀李岩兄弟,留下这件火并冤案,后果极其严重。关于这一事件,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虽略有差异,但《明史》和《绥寇纪略》、《平寇志》、《明史纪事本末》、《见闻随笔》、《鹿樵纪闻》、《守郧纪略》、《国榷》、《怀陵流寇始终录》、《明季北略》、《小腆纪年附考》以及《陕西通志》、《米脂县志》等书皆一致肯定:李岩兄弟是李自成以莫须有的罪名授意牛金星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害的。     

李自成攻占西安应为1643年

“明末农民战争”一节,关于李自成攻占西安的时间,课本导言为1644年(第197页),正文为1643年(第200页)。笔者认为1643年正确。《明史·李自成传》载:“崇正十六年冬十月,自成陷潼关,遂连破华阴、渭南、临潼,旋占西安”。《辞海》“崇祯年号”条为:1628～1644。可知崇祯十六年为1643年。按常识,旧史书记载时间皆用旧历,此“十月”即为旧历。换算成公历为1643年11月左右,绝无可能为1644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应为1643年$陕西省千阳中学@王建军$甘肃省渭源县第一中学@张兆明     

李自成归宿研究概述

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的死地,远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籍中就有不同的记载,以后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成了一个谜。《明末记事本末》、《平寇志》《明季北略》、说李自成死在黔阳罗公山,《罪惟录》,《何腾蛟传》说李自成死在辰州九宫山,《绥寇纪略》、《明亡述略》、《怀陵流寇始终录》、《所知录》、《西南纪事》和《明史〈李自成》》认为死在通城九宫山,而《烈皇小识》《通山县志》等则主通山的九宫山。近年来对于此事又有不少讨论,但归纳起来以“通山说”和“石门夹山为僧说”为最,现述如下。“通山说”最早记载李自成死地的是(清)和硕英亲王阿     

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在河南究竟攻克了哪些县城?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究竟攻克了哪些县城?有的说攻克了宜阳、永宁(今河南洛宁)、偃师等地;有的说攻克了河南西部宜阳、永宁、新安、渑池、偃师、嵩县、登封等十多座县城。第一种说法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明史·李自成传》:“(李自成)遂自南阳出,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攻偃师,知县徐日泰骂贼死。时十三年十二月也”。     

卡片笔记法

卡片笔记法卡片是一种广泛适用而又灵活机动的笔记形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分类摘抄的卡片就有５０００多张；姚雪垠写《李自成》，阅读大量史籍，摘录卡片２００００多张；明史专家吴晗一生中做的卡片难以计数，其中仅有关《明史》的...     

康熙朝《明史》监修与总裁正误

关于康熙朝《明史》监修、总裁,学人多以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一文意见为成说。实际上,李晋华文章所列四任监修、总裁,第二任与实际出入很大,三、四任根本不存在,最后一任没列出——而正是这最后一任监修、总裁的努力成就了"416卷本《明史》"。终康熙朝重新任命实际上仅最后这一次,某人曾三次或四次任总裁的说法不能成立,监修、总裁频换导致康熙朝《明史》编修不能完成的说法并不成立。     

试谈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第二章《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没有涉及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从字里行间看出,李自成的失败是吴三桂和清军共同镇压的结果,这就给人一种错觉,李自成的失败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那么,李自成失败的症结何在?“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     

李自成农民军襄城战役日期纠误

襄城战役是李自成农民军几个著名战役之一,它继项城战役之后“再破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数万,威震河、洛。”(《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但是,诸有关史籍中对于襄城战役日期的记载很不一致。大致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为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说;一为崇祯十五年二月说。现将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李自成农民军究竟于何时入豫?

史籍中的纷歧记载与当前的不同看法关于李自成农民军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何月突入河南的问题,在清代有关的诸史籍中,往往根据传闻或推测从事,因而记述纷纭,莫衷一是。一说李自成军于崇祯十三年九月间进入河南。此说在清代官私诸史册中最为盛行。顺治十五年刊印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十二年(按当为十三年)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窜汉南,秦兵蹙之于北,左良玉扼武关以南。自成穷蹙     

《明史》为什么无张国彦列传

张国彦,明万历朝重臣,《明史》无传。自1980年至今,不少学者多方研究,惜资料收集不足,撰写其生平显得单一薄弱,且多有舛误。经多方查找资料,笔者予以考证和补佚,撰写出更为全面的张国彦传。对于其为何《明史》无传,众学者基本采用《邯郸简史》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是受其子明天熹朝重臣张我续（奸臣魏忠贤党徒）牵连所致。笔者认为不确。根据孟森《明史讲义》一书中关于＂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的观点,笔者认为,实乃因张国彦与建州事有关,所以《明史》无传。     

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兼评石门县为僧说

<正>明末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结局究竟怎样，是清初以来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由于李自成的牺牲正处于各种社会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传闻异词很多。乾隆四年钦定明史的编纂者没有经过认真查考，误定为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死于湖北通城九宫山。1956年《历     

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

点校本《明史》问世前出现的万历首辅申时行的传记,至少有十多种。这些传记对申时行或仅记事迹不予评论,或极力歌颂,或予以肯定但行文平和,或褒贬兼有而以褒为主,或虽以褒为主而批评用语亦有一定的分量。而从问世时代分,则明代问世者大体持表扬歌颂态度,清代问世者则多半褒贬相兼且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这些传记为点校本《明史》底本即殿本《明史》的申时行传,提供了撰写参考。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关于申时行籍贯,以及关于其子申用懋任职经历等记载皆有需加考订之处。现存殿本《明史·申时行传》的清朝明史馆拟稿中,有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和旧题万斯同编撰《明史·申时行传》,两者多有区别,前者观点相对陈旧,这当反映出前者问世当早于后者,这一状况值得治史学史者给予充分关注。     

李自成失败原因浅探

李自成为什么在山海关战役中会失败?为什么一失败就一蹶不振,一败涂地?对此姚雪垠同志曾撰文批评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认为郭老对李自成在山海关的失败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们满以为姚雪垠同志在批评郭老的基础上会作出     

李自成之死的疑案有了新线索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究竟是怎么死的?一直是文学爱好者十分关注的历史之谜。传统看法认为李自成兵败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村民打死。而《永昌演义》却详细记述了李自成兵败后削发出家,于顺治二年春由鄂入湘,在夹     

清初藏书家对官修《明史》的贡献——以康熙朝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年间,清廷重启明史馆,因史料缺乏,遂向民间广泛征书,且一改顺治年间修纂《明史》的诸般禁忌,强调所征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也不治罪,这为藏书家广泛参修《明史》提供了契机。清初藏书家与《明史》修撰关联密切,从进献、借阅所藏史籍,到草拟、编纂《明史》稿,乃至审阅、考订《明史》稿本,藏书家以多种方式参与《明史》纂修,且成绩斐然。藏书家与官修《明史》的互动,反映了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清廷编修《明史》过程中政治与学术、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明史》人名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二七八《王养正传》,附载江西新城抗清义士“徐伯昌”死节事迹,云:“伯昌,字子期,唐王时由举人授兵部主事,改御史者也。”按“徐伯昌”为“涂伯昌”之误。涂伯昌,字子期,江西新城(今黎川)人,崇祯庚午科举人,隆武间授兵部主事,改御史,奉命督江西义旅。金声桓反清,涂伯昌举兵响应,守新城,城破,自经死,见徐《小腆纪传》卷五○及《(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五五本传。所著《涂子一杯水》,收入《四库全书》别集类存目,《提要》误载其邑里为南昌。《明史》目录及《明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徐伯昌”名,皆连…     

明太祖不许内侍识字之说的由来——读史札记

明太祖不许内侍识字之说,见于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等《明史》,而《明太祖实录》不载。《明太祖实录》于宦官机构建置沿革和太祖对前朝宦官窃权干政的评论,均详加记述,独不载这一并非无足轻重的禁令,殊难索解。成书早于《明史稿》、《明史》的《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书》诸书也均无记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曾参与《明史》的后期编撰工作的杨椿,在他的《惠帝论》一文中,列举明太祖时先后     

论万斯同在《明史》修纂中的贡献

《明史》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时间最长的一部,因结构严密,文字精练,深受学界称赞。现在能够见到的《明史》主要有三个本子,即万斯同的《明史稿》、王鸿绪的《明史稿》和张廷玉的《明史》。这三个本子记录了《明史》修纂过程的三个阶段,在内容上既有前后承袭,又有某些差异,有的内容甚至差异甚大。万斯同作为事实上的总编,经他审定的《明史稿》,起点高,规模大,内容翔实,持论公允,为《明史》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斯同主修《明史》对清初史学风尚的影响

在《明史》修纂过程中,万斯同一直起着核心作用,他“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见《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是实际上的总裁。在史馆,“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万斯同）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日：取某书,某卷某叶有某事,当补人;取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