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选用人才,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是任何一个阶级的最高统治者所关注的头等大事,区别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用人才。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标准也各异。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唐太宗是我国古代比较善于用人的封建帝王。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②“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③这种慎重的态度,说明唐太宗懂得用人是有关政权巩固与否的大问题。     

对“朕”、“余”(予)、“吾”、“我”的初步研究(上)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说:“从殷代到西周,‘朕’和‘乃’(而)只限用于领格。”“有少数例外,如《书经·尧典》‘朕在位七十载’。但是,《书经》的流传经过很多波折,个别的例外不足以妨害规则的建立。”“春秋战国以后,‘朕’字渐渐兼用于主恪了,但是‘乃’(而)仍以用于领格为常。”     

常用字探源

十 金文中多作。文字学家马叙伦认为:古结绳时代以一条绳表“一”,而于一绳之中间作结表“十”。“十”字源于此是无疑问的,是个会意字。许慎在《说文》中说:“十为数之具也。”在解释章字时又说:“十,数之终也。”“数之具也”与“数之终也”大体相同,表示数字告一段落的意思。我们数数,数到十就结束了,再从头十一、十二往上数。《说文》讲的并非字源,而是对“十”所包含数字多少的解释。     

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

绪言在府兵制发展史上,隋代,特别是炀帝时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因此我曾撰稿尝试整理和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府兵制度及其实际状况(以下简称“前稿”)。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论述了如下问题:增置军府、扩充府兵与废止总管府、扩展十六卫府制、并进而建立鹰扬府制这一系列变革是同步的,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炀帝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化政策又有哪些具体关联?     

谈六言近体诗的格律

一谈近体诗的人一般只谈五言和七言诗,而不谈六言诗。其实近体诗还应包括六言诗。六言诗起源很早,它是诗从四言体发展到五七言体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诗体。单句六言诗见于《诗经》。如《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怀。”《邶风·北门》:“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王风·扬之水》:“曷月予还归哉?“《王风·中谷有蓷》:“嘅既其叹矣,遇人之艰难兮。”《郑风·狡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魏风·伐檀》:“寘之河之干兮。”《秦风·权舆》:“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七月莎鸡振羽。”《楚辞》的代表作《离骚》,句式以六言为主兼以杂言,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从狭义上说,是指斯大林关于首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广义上说,包括这一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本文试图从广义的角度探讨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对共产国际的影响,揭示共产国际中后期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伦理架构与批判立场─—《三国演义》叙事话语的辨识与阐释

对历史人物的伦理评判及对历史进程之形式合理性的批判,是内含于《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两大叙事话语。前者是由小说遵道奉义的叙事伦理所形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关注的是人物行动的价值合理性;后者则是一种以批判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话语,它所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文化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充分体现了作者以道自任的身份自觉和责任意识。《三国演义》在对“治乱无常”的慨叹和“天命”的敬畏、困惑中,深藏着作者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的深刻体察与反省。     

冒顿——匈奴族的杰出领袖

冒顿是西汉初期我国北方匈奴族的领袖。公元前201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胡族国王以冒顿初立,派遣使臣进行要挟,说:“欲得头曼时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都说:“此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不久,东胡王又派使臣对冒顿说:“欲得单于一阏氏(皇后)。”群臣认为东胡无道,应“击之”。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送给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软弱可欺,更加骄横,又派使臣提出领土要求。冒顿又问群臣,有人说:“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冒顿勃然大怒,说:     

夕阳一片桃花影

清末民初时,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旧小说》。题为“旧小说”,应该是针对当时梁启超等人的“新小说”而言。这套书前面有选编者侯官吴曾祺庚戌十月(1910年)写于“沪上之涵芬楼”的“旧小说叙”,说是为了吸引入学古文而选编的。当时小说还不为人看重,吴先生在叙中说“世有讥余老不自逸而终日用心于     

《离离骚骚》中“皇考”一词研究

“皇考”一词常出现在各种古籍文献中,《离骚》中就有“朕皇考曰伯庸”一语,对于此句中“皇考”的释义,学界多有不同的解释。通过对“皇”字与“考”字在词中的意义、“皇考”一词的指称对象,以及其发展演变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此词。     

中学语文教学现状的思考

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这是早已确定的 ,不容置疑。然而这一目的在现行的中学语文教学实施中 ,体现得不够 ,或曰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现将这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设想赘述如下。一、听古人云 :“上学以神听 ,中学以心听 ,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 ,学在皮肤 ;以心听者 ,学在肌肉 ;以神听者 ,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知之不明 ,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 ,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文字·道德》)由此可见 ,会听与不会听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学生在课堂“听”可谓“聚精会神”。然而听完之…     

试论孔子的启发

一、“启发”释义 “启发”一词,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提出的,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就是“启发”二字的来源。第一个阐释“启发”涵义的是郑玄,他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郑玄认为“启发”的作用在于使学者“识思之深”,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心愤愤,口悱悱,”为什么“必待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呢?他却未作说明。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关键于弄懂“愤”“悱”的含义。《说文》:“愤,懑也。从心,贲声。”又:“懑,烦也。烦者热头痛也。”关于“悱”,《集韵·尾韵》:“悱,心欲也”;《文选·成公绥     

《东君》“扶桑”为地名辨

屈原《九歌·东君》云:“照吾槛兮扶桑”。汉王逸注:“吾,谓日也。槛,楯也。言东方有扶桑之木,其高万仞,日出,下浴于汤谷,上拂其扶桑,爱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为舍槛,故曰:照吾槛兮扶桑也。”又,《离骚》云:“总余辔乎扶桑”。王注:“扶桑,月所拂木也”由此可见王逸以“扶桑”为木名。汉许慎《说文·木部》谓:“榑桑,神木,日所出也。”又,《部》“”字条云:“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木也。象形。”按;“榑桑”亦即“扶桑”。令人朱季海曰:“后人并作‘扶’者,以今字改古字耳”(说见《楚辞解故》),朱说甚是。“扶     

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

一九七七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一枚,上镌秦篆“乐府”二字。这一秦乐府编钟的发现,为秦代乐府官署的存在提供了物证,从而解决了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乐府是否始立于汉武帝的问题。关于乐府的较为详细的记载,要数班固的《汉书》。《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唐代颜师古在“乃立乐府”句下注道:“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一千年来,颜师古的汉武始立乐府的断语便成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的传统说法。但是,史书在武帝以前,已有乐府这一名目的记载。《史记·乐书》说:“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午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司常肄旧而已。”《汉书·礼乐志》也说:“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武帝以前已有乐府和乐府令的记载,那末武帝始立乐府之说,不是很难成立吗?尤其是《汉书·礼乐志》,前面说,惠帝时已有     

从人性作秀到“存在意义的失落”——《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形象分析

匡超人遇马二先生非“江湖邂逅”之巧遇,文本内在逻辑的合理梳理表明,马二先生之“予”与匡超人所“取”,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一出戏。匡超人言说孝道,表落魄的真正动机是希望得到马二先生的指点和同情。他流落江湖,难以找到谋生出路。回家后的“用心在孝悌”是为获得功名富贵而进行的人性作秀的表演。他的流窜江湖的恶迹是人性做秀被无望的现实剥离后“存在意义失落”的自然延伸。     

“关中本位政策”的嬗变与山东问题

陈寅恪在40年代初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并明确认为这一政策在武则天之前仍保持并推行着。经过对《周书》和《隋书》等传主籍贯的分析,对陈氏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在隋朝炀帝时就开始发生变化,到初唐特别是唐太宗时已不复存在。其根本原因,与山东地区在隋唐之际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康熙皇帝与“小玄子”——兼评《鹿鼎记》的得失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记》中写道,其小说的“技巧和价值”“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五大卷1400多万字的“封刀之作”——《鹿鼎记》,在金先生心目里自然是最好的。我国近年来出版的金庸小说评论集子中也不乏这样的观点:“《鹿鼎记》是金庸的最独特、最深刻也最成功的史诗性作品,是他的炉火纯青的集大成之作”;“《鹿鼎记》就是金庸的《堂·吉诃德》”等等。另外,金先生在回答“《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这一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时,还明确地说:“《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记。”     

拾葚异器

<正>古文品读蔡顺¹,字君仲,少孤,事²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³不给,拾桑葚,以异器⁴盛之。赤眉贼⁵见而问曰:“何异乎?”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⁶贼悯⁷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蹄一只赠之。注释:(1)蔡顺:字君仲,东汉人,以至孝闻名。(2)事:侍奉。(3)岁荒:收成不好。(4)异器:不同的容器。     

“父母”之“父母官”义始于何时

关于“父母”之“父母官”义的起始,《辞海》(1979年版)认为“大抵始于宋初”。《辞源》(修订本)没有明确说明。我认为“父母”之“父母官”义当起始于春秋时代。《诗经·大雅·洞酌》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是说在上之人当以斯民为父母,要有慈祥恺悌之念,这样在下者才有亲附来归之诚。毛亨传曰:“岂,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朱熹注曰:“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