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强化原有经典。简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辨析

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时代,大众文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作为主要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合力所产生的红色经典,在当前语境下面临着种种困境。如何寻求红色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如何传承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都将任重而道远。     

“红色经典”的袪魅与重评

作为革命时代集体意识的积淀,红色经典所指涉的文学作品曾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所包孕的道德理想与精神追求对当下文化生态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更多体现在历史研究和思想教育层面,而在文学艺术层面则因史、诗、思的严重缺失无法为后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提供典范与参照,并不具备文学经典的品格。     

沧海桑田:“红色经典”小说的历史嬗变

"红色经典"小说是"十七年文学"历史情境下的必然产物,具有特定的政治文化向度,自"红色经典"小说诞生,其随时代波涛起伏荣辱的命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原装的红色经典"、"翻拍的红色经典"、"恶搞的红色经典"三个阶段来分析"红色经典"小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几番沉浮,折射其背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     

也谈电子媒介与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文学经典问题"成为从英语国家文学批评界到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普遍话题。近三四年,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可以说非常热烈,尤其是童庆炳、刘象愚、陶东风、王宁、阎浩岗、吴子林、孟繁华、刘晗、朱国华、赵学勇等学者在经典建构的因素、红色经典的价值评估、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与走向等问题的探讨方面产生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童庆炳的《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一文在诸多论文中显得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该文认     

红色经典网络恶搞的危害及应对

红色经典是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红色经典弘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文化精神,承载了特定时期的主流价值观。网络恶搞指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以文字、图片、动画等为表现形式的,以滑稽、颠覆、讽刺等为表达方式的二度创作活动。近年来,对红色经典的网络恶搞现象迅速蔓延开来。以拼贴、戏仿、滑稽等无厘头方式解构传统红色经典的"恶搞",撕裂了红色经典中的所指能指,瓦解了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倾向。高度重视红色经典网络恶搞行为,不仅要清理各种无道德底线的网络恶搞,还应积极推进红色经典网络改编,以更好地推进红色经典的传播和弘扬。     

革命现代性与“红色经典”小说创作

作为＂红色经典＂小说生产机制基石的革命现代性决定了＂红色经典＂小说秉有明确而突出的政治性,这正是其不可避免的功能定位和政治期许。在＂红色经典＂小说的书写中,革命话语尽管借助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威权对凡俗生活话语进行规约和整编,但凡俗生活本身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往往使得对凡俗生活的书写与革命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间离倾向,从而为凡俗生活的常态存在争取了空间。正因为如此,＂红色经典＂小说尚能保留一定的世俗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间烟火的亲切感。     

语文学习与红色精神传承的和谐共振——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红色经典的教学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包含丰富的红色文化题材文本,这些红色经典彰显了文化自信和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广大学生从源头上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有利于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功用主义视角下的中英诗学对比

本文试图运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功用理论,通过分析中英两国在诗歌创作方面目的的截然不同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说明文学作品受到一定意识形态和权力当局的影响,而在中国古代这一现象尤为明显,而事实证明只有摆脱了外在影响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经典。     

关于新时代高校红色经典音乐育人的思考

红色经典音乐具有凝心聚力和精神传承的育人作用。高校运用红色经典音乐育人,要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创新载体,为增强思政课时效性提供教学资源,让红色经典音乐成为校园文化主旋律。同时,在新媒体新技术时代,高校红色经典文化育人要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赋能。高校与文艺工作者、社会力量要形成育人合力,传承红色基因,共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身体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身体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经历了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力量，逐步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意识形态形式。     

身体的意识形态——兼谈"红色经典"中的身体叙事

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身体,在其对身体的叙事中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征兆。身体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经历了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力量逐步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意识形态形式。     

俄苏“红色经典”形成过程探因

俄苏“红色经典”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一批在特定时代出现的,具有革命色彩的俄苏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被译介到中国,对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50、60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背景中被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非文学的人为因素占据主导作用。本文旨在探究俄苏“红色经典”是如何在中国这个接受视域中成为经典的。     

身体的意识形态——兼谈“红色经典”中的身体叙事

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身体,在其对身体的叙事中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征兆。身体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经历了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力量逐步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意识形态形式。     

从戏剧创作看汪曾祺文学活动的红色转向

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坛上,汪曾祺由小说到戏剧的创作改换,将自己由京派作家转变成了一个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他选择戏剧作为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有着主客观的多方面因素。他这一时期所写的戏剧,每篇都有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但在意识形态铭文的背后,仍可看到那种深入骨髓的京派文人意识的不自觉流露。     

中国当下文艺经典的历史价值与消费取向

随着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文化经典也被纳入“戏改”范围。文化经典具有被接受大众认可的历史价值,不容许被轻易戏改,红色经典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官方历史的某种程度上的首肯,改编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从唯物史观的视阈出发对文艺经典的历史认同与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越界扩张是格格不入的。     

关于新批评和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

意识形态批评可以说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尤其是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首要的理论。二者在文学批评上各占一隅,新批评方法重视作品本体的内在研究,后者注重意识形态性。     

论"红色经典"中的积极分子文化

1950、1960年代“红色经典”中积极分子文化具有如下特征：积极分子首先是在监控“敌人”的活动中不断获得节日庆典般的革命快感，并塑造着自我的革命主体感；其次，积极分子在其独特的爱情活动中，往往借用政治语言表达情爱．积极分子与英雄的爱情活动，一方面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另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同样会将浪漫的爱情“分配”予积极分子和英雄人物。有关积极分子的叙事，在“红色经典”中，无不传达着当时的意识形态规划、建构人民文化生活兴奋区域和禁忌区域的明显痕迹。     

从科学论到修辞论——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发展过程

20世纪70年代,伊格尔顿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但不是意识形态,而且还可以成为一种能够理解意识形态结构的科学理论.80年代以后,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当成为一种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革命的修辞学批评.从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到作为修辞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伊格尔顿在自己的理论风格上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     

兼身体的意识形态——兼谈“红色经典”中的身体叙事

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身体，在其对身体的叙事中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征兆。身体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经历了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力量逐步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意识形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