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另一面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而且起码是两个面,有时还不止。 读书,也是。 说到读书,自然可以列出它的正面价值的许许多多方面。但是,它有没有另一面呢,即它的负面,有,而且相当不少。 每一个“过来人”,都有一堆复杂的记忆。 话题回到30年前。这是关于书的命运的。 我因多少有点沉迷于“书香”而接受了毕业留校任教的决定。但是,马上就亲历了文化的浩劫。因为要革文化的命,教书者和书,成了文化的替代物即革命对象。书在“文革”中被集中革命过两次:一次是初期“破四旧”,这次在大学里并没有大开“烧戒”,因为要留作批判材料乃至罪证。另一次是在教师被七斗八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要从城里搬到乡里山沟的前夕。读书确实无用了,既然读书无用,书也就失了存在的根据。 这样的时候,一般来说,不读书或少读书者遇到了自由快乐的盛大节日,因为这些人的负担最小,容易轻装上阵紧跟形势;而谁读的书多,谁的成绩大,甚至谁的藏书多,差不多就是革命矛头最先攻击的对象,起码是最被动的了,因为他们通常负担较重。 至于书,没法说话的书,就更是     

中国文化史上的女藏书家探微

在中国藏书史上,历代的女性藏书家们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一批女性奇秀,她们博学多才,在各自生长的那个社会里,潜心涉猎,著述颇丰;节衣宿食,惜书如命;好书有志,督子成才;远怀卓识,推动着家庭乃至社会藏书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一阁文丛》

黄宗羲登临天一阁观书后，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感慨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这句话既感慨藏书之难，也称赞了天一阁在遭受兵、贼、虫等厄劫之余藏书保持之久。可藏书虽难，却没有力量阻止任何藏书者的爱书藏书之心。中国历史上有难以计数的藏书楼，这些楼或者还保存完好、或者已经难觅踪迹，但是它们所承载的中国藏书文化却源远流长，为历代学人所重视。不仅仅是因为藏书楼曾经保存了众多珍本古籍，更重要的是藏书楼所体现的藏书文化内涵，深深吸引着一代代的爱书藏书之人。     

“不薄今人爱古人”的郑振铎——与书结缘的人生成就及其思想谕示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回顾郑振铎从好学乐读的一介书生起步,如何因爱书而藏书,进而从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和藏书家,成为一位文化贡献杰出的作家、学者和出版家,进而探究了其书文化活动与其学术研究、文化出版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阐发了其丰富的书人生涯所给予全民阅读推广的深刻思想启迪。     

古代私家藏书措理之术管窥

古代私家藏书自春秋战国之际产生、发展到清代,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经验。早在汉代就有关于河间献王私人征书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则有许多文献记载反映藏书家抄书、聚书、校勘藏书的事迹。到了唐宋时期,藏书家收书保管的意识越来越强,比如已注意到收藏正副本的作用,唐人柳仲郢所藏必三本,上本色彩华丽用作镇库本,副本作为经常阅读之用,次本则是子弟课业的读本;北宋的王钦臣也是采用这种办法来确保图书的留存。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宋代出现了郑樵的文献学理论《通志·核燃略》,他分析了历代典籍散亡的原因,说明搜访典籍的必要性,并…     

炒书风应煞

过去只听说炒股票、炒地皮、炒新闻等,现在炒风已刮到出版界来了。有人扬言,要花3000万元广告费(后来又扩大到5000万元),制造一本销量达1000万册的畅销书。目的是攫取多少万元利润,未好意思公开宣布。 且看怎样炒法: 第一,充分利用原书响亮而又庄严的书名。又是“革命”,又是“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都不明说革谁的命,革什么的命,迈向21世纪的护照是什么东西,     

用组合式彩色书标解决开架式的乱架问题

我馆藏书的排架管理,在闭架与开架上反复了几次。闭架式管理由管理人员找书,藏书排架一点不乱,可是有时读者为了查阅几个数据或一张图表等等,也要先查图书目录,提出许多索书号,管理人员找出许多图书,搬出搬进劳累一阵,结果读者还查不到他自己所需要     

历史文化搭台现代旅游唱戏——"天一阁"旅游开发启示录

一、"天一阁"得以巍然独存的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私家藏书楼曾经兴盛一时,其中著名的就有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和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但明清动荡不安,兵燹不断,私人的力量很难保护住珍贵的文化财富.有的毁于兵火,有的遭劫流散.如聊城杨氏"海源阁",晚清曾经盛极一时,但大量珍秘文物毕竟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永久保存的,藏书屡遭劫难,终究逃不脱毁散的命运,而至民国后期却已片纸不存.     

中国书业30年成长历程

记忆之中,我第一次独立买书应该在1977年.是中学期间与其他同学一起去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语文文言解释之类的书,因为之后买的书太多,我曾经试图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踪迹,也许早已送人或捐赠.     

谈谈如何提高藏书利用率

目前,多数图书馆学家都认为,衡量一个图书馆的优劣,不单是看其收藏多少图书,其中有多少善本,而是看其藏书为读者所利用的情况。有的图书情报学家甚至尖锐地指出:一个图书馆的藏书,不管其价值如何,如果无人刊用,那么,这些书就如同一堆废纸。那么,影响藏书利用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因素:一、藏书的质量。二、藏书的宣传与阅读读辅导。三、服务设施的设置。四、干部队伍的素质。     

昆山赵氏图书馆──一个家族图书馆的分析

明清时期江苏南部地区出现过众多的私人藏书家、藏书楼，与此同时，这一地区还出现了不少藏书家族。所谓藏书家族，即其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收藏或利用，而是为了整个家族的文化需要。家族藏书和作为藏书家的个人的藏书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藏书家的目的在于“藏”，家族藏书的目的则主要在于“用”；藏书家藏书注重书的版本，家族藏书注重书的内容。藏书家更突出典籍的文献价值，家族藏书则更注重发挥典籍的文化价值。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家族藏书是由个人来实现的，个人的藏书事业通常也由家族来延伸和发展。…     

淘书的印记

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真正爱读书的人是离不开淘书的。我的朋友中颇有几位藏书家,他们都把淘书当作一种真正的享受。每逢造访他们的书斋时,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一次次淘书的经历——这一本购自特价书市的最后一天;那一本是地摊“拣漏”所得的精品……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的一万余册藏书。绝大多数是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地淘来的,有些书的内容在读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淡忘,但淘得这本书的过程却     

图书馆工作不是容易而是难

我进图书馆工作的那天,许多人都对我说:“你真幸运,进了图书馆等于进了“安乐院”。这工作又简单、又轻松……”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进馆不久,我跟老馆员何老师到新华书店去买书,只见他两手灵活,动作轻快,一会儿就从堆积如山的书里选出了几十本书,我也选得不少,但经何老师一检验,他却说:“这是复本,这是受藏书比例限制的,这是不适合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和读者需要的,这是不成套的……我们不能见书就买。”他这样一挑,我选的百来本书,连一本都没有选上,     

京师图书馆“南陵徐氏书”非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辨

“南陵徐氏书”是京师图书馆早期善本来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京馆藏书的北京图书馆认为“南陵徐氏书”是徐乃昌积学斋藏书。根据史料记载,此批藏书实为徐文达、徐乃光父子藏书,清末徐乃光将家藏字画书籍售予端方,抵偿币局欠款。依据清末民国史料可钩稽徐氏旧藏出让详情,徐氏所藏书画收储于江南图书馆,而书籍则送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其中经手人为缪荃孙,徐乃昌是徐乃光从弟,在当中起到联络人作用。徐乃昌积学斋藏书直到抗战时期才逐渐散出,与京师图书馆早期入藏的“南陵徐氏书”无涉。     

近代著名藏书家、藏书史家和校仇家徐绍启——近代岭南学者徐绍启论之一

岭南近代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地位,成为我国藏书南移的新中心,也成为开我国近代科学文化之先的崭新中心,产生了一批幅射全国的思想家和文史哲专家.徐绍启先生则是从私人藏书入手,进而研究藏书史、校勘版本和目录学,而成为著名的文史哲学家的.     

《永乐大典》的产生及其演变

《永乐大典》是我国五百多年以前编成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它是我国最珍贵的文献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明代初年,明成祖朱元璋对藏书还比较注意,早在北伐进军时,他就命征虏大将徐达把元大都(北京)的藏书运回南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登基后,就开始下诏征求遗书,并建立“大本堂”收藏。到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又一次下令征书。到了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开始编书,总负责人学士解缙,另外还有140多人参加了这项工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编成初稿,定名为《文献大成》。到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文献大成》的基础上,又大规模地进行补充,扩大收录各类图书七、八千种,共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因为这书是在明朝永乐(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的年号修成     

折射出现实光芒的历史宝藏——推荐关于毛泽东读史的两本书

《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和《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出版)两书的编者张贻玖同志,曾经参与毛泽东故居藏书的整理工作。这两本书就是她整理藏书的一些记录,她把它们称为对读者的学习汇报。翻阅两书,我仿佛被引导到毛泽东身边,亲聆这位站在时代和理论高峰的伟人、亲切的长者谈古论今;又仿佛追随他老人家在历史的长河里击水三千里,领略那大河上下的无限风光。作为读者,我感谢编者给了我这样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     

古代私家藏书的人文启示

文章通过对古代私家藏书的功与过方面的剖析,给出二则对文献管理者的人文启示。一是藏书家对书极为珍视,其原因为:嗜书成癖和5条聚书之苦;二是书得之不易,存之更不易,并列举书之散失的4个原因为:借而不还,子孙散书,流亡海外,用于殉葬。提出既要继承弘扬藏书家爱书、读书、护书的优秀文化传统,谨防散失;又要注重书籍的流传和散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与书为伴其乐无穷

一位爱好藏书的老人赵乃先生曾在<北京晚报>发表一篇短文,作者自我介绍说:"我和书打交道已八十一年了,买书、卖书、写书、教书是我终生的事业,也是我最大的爱好."赵教授不但出身于书香之家,家里藏书万卷,而且都是经过自己严格精选的.     

再谈我国第一次书厄问题——兼与李德山同志商榷

贵刊于1984年第二期刊载了李德山所写的与我商榷的《我国古代的筇一次书厄不始于秦孝公》的文章(下简称李文),对拙著《秦代藏书考略》(载《图书馆学研究》八三年一期)中所提的“秦在商鞅变法之时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焚毁先古政治典籍的活动。这次焚书,所称先秦书籍遭受的一次大厄”这一结论提出疑义,并列出五条根据加以驳斥。李文最后说:“这并不是我囿于前说,缺乏创新,而是事实就摆在这里”。那好,我们就用史实来说明历史的真象吧。第一,李文首先例举隋牛弘所提的书之“五厄“,又举明胡应麟所补论的书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