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论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走进中国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也与当时不少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传播有关,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不同形式的讨论、论争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文意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与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相互吸收。     

“五四”前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与特点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何时开始? 最初动因是什么? 宣传形式、内容有哪些? 当时产生的反响和作用有多大? 宣传特点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本文谈了一己之见。核心是:李大钊由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实践之伟大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真灼,而非先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歌颂十月革命实践。他在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他先于其他人接受、引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虽没有在当时引起大的反响,但为五四后广泛传播和树立马克思主义起了引导作用。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理解还存在着不精当之处。     

简论瞿秋白的文化观

瞿秋白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文化观的理解也暗含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独到见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宣传方式,都体现出瞿秋白高超的理论水平。     

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业余宣传"

辛亥革命前,讲习会派和新世纪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积极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讲习会派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公开表示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反对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世纪社成员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赞同暴力革命,分析了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区别,却极力混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主张来宣传的.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但他们的宣传还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简论瞿秋白的文化观

瞿秋白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文化观的理解也暗含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独到见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宣传方式,都体现出瞿秋白高超的理论水平。     

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等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与立宪派的梁启超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除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外,还涉及了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大纲领等,朱执信甚至首次在中国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尽管他们都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曾明确表示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起到的客观作用不应被否定。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对其主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并对如何加强该问题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浅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新文化运动不仅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且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上舞台,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帮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及团体的出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和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有力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努力探索的必然结果。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

"五四"时期,以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等为代表的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民党先进知识分子,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杂志为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虽然在现在看来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含有诸多曲解、误解的成分,甚至有借马克思主义宣传其革命学说的倾向。但从客观上讲,这些国民党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道路抉择：“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兼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思想大碰撞.论争双方围绕当时的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和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两大焦点问题,回答了中国贫穷的根源、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要不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以及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当时国人关注的问题.这次论争不仅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原则,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而且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主体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阶级斗争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哲学论证的重点。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摆脱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下降到具体的"实践"层面,这个"实践"就是指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治实践。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只能作出这样的理解。这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阶级斗争学说曾在中国起到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巨大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以后的阶级斗争模式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十分固执的。     

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着力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吸纳民众智慧,回应民众关切,武装民众头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渐变之原因初探

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得到拓展和丰富,但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也出现较大差异。能否正确回答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变化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渐变之原因,可从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国情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当代诠释学理论提供的方法论视角等四个方面理解。     

陈独秀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呈现不同阶段的特点。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等方面。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创先争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和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是其先进性,表现在具有先进的阶级基础、与时俱进的先进指导思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创先争优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的具体行动。     

论网络传媒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形成伊始,便积极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理论宣传,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办报纸等方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网络传媒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但是互联网存在的负面效应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的发挥。最后文章提出当前一方面要把网络传媒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潜力挖掘出来,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提高网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效应。     

浅析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的译介

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的译介,在基本尊重原文的基础上,着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论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但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的译介,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和自身价值观的原因,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和谐视角下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之理论创新及其认识缺陷再认识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完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第一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但是不能否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这一理论缺陷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受了重大挫折。     

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及启示

杨贤江（1895-1931）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大众化。杨贤江与各种教育思潮展开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持《学生杂志》等刊物,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推动广大青年追求进步,投身革命;撰写《教育学ABC》和《新教育学大纲》等教育学著作,积极向青年宣传唯物史观;译介苏俄教育学著作,为先进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提供了途径。通过研究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从中得出若干启示,以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互助论”与李大钊思想的转变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被认为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将"互助"与阶级斗争并举，坚持了"物心两面"的社会改造观。然而，长期以来，李大钊的互助思想被认为是"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残余，是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沉重负担。实际上，在接受"进化论"的基础上，李大钊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互助思想。在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的互助思想非但没有成为负担，反而推动了这一转变。其早期的互助思想为他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其互助思想也未与之相冲突，而是在经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改造后，逐渐失去原有的"互助进化"色彩，成为社会主义精神层面的改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