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库恩的范式思想及其变迁

目前范式这个概念在学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很多用法背离了库恩当初引进该术语的初衷。作为库恩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得到详细论述,因受到众多批评,1969年库恩以学科基质代替范式,后来库恩从解释学角度再度对范式做了说明,将范式与解释学基础相等同。到1980年代末更提出词汇系统概念。库恩的范式思想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其义旨基本保持如一。     

从库恩科学范式理论角度分析新中国民法范式的转换

《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在书中库恩在用“范式”、“不可通约性”、“格式塔转换”、“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等概念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科学理论的革命性的发展模式。其中,“范式”这一概念理论体系是库恩整个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基础。文章就将从库恩科学范式理论角度探讨新中国民法发展及新中国民法范式的转换。     

科学哲学：从库恩到后库恩时代

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的说明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库恩的研究把科学哲学从认识论范畴放大到社会学和史学范畴,科学哲学由此步入后库恩时代。库恩之后的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起来的,稍晚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深化和延伸。上世纪末兴起的分科化的科学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生物学哲学,它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描述性。     

库恩的科学范式与公众科学教育观

库恩科学范式理论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教育思想 ,库恩对科学教育与公众的科学信仰 ,科学教学 ,“收敛”、“发散”思维的培养 ,科学创新能力养成 ,科学“真理”教育 ,科学哲学对公众科学教育的作用都有所研究。观点新颖独特。     

公众“库存知识”范式的初步探究

公众对知识的探索活动具有如库恩所说的“范式”特征。这里,“范式”是指因“生活世界”中的“库存知识”影响所形成的大多数人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自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以来,范式转变经历了长期统一、曲折前行与多元融合三大阶段,而第二阶段又可分为重组、停滞不前与强行植入这三个小阶段。范式是一个知识与价值的复合体,它与主体交互作用促进了公众认知图式与认知活动的变化。     

泰勒科学管理的范式观及其思想价值

本文运用美国科学思想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论思想 ,剖析管理思想史中泰勒科学管理制度作为一种管理学研究起点的意义。通过对泰勒范式的内涵讨论 ,试图构建这种管理制度与其前后其他管理学说更为有机的联系。文章认为 ,泰勒范式赋予管理学研究某种结合思想演化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平台 ,从泰勒范式出发 ,有望找出范式不可通约性提供的探究问题。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有感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通过对科学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提出了“范式”的概念,提出了崭新的、基于历史的科学观以及用以描述科学历史发展的“范式”,为科学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路。     

从“科学革命的结构”看创新——对创新的一般性规律探索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给出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范式概念揭示的.真正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范式的转变,是一场革命,它必然引起经济、政治以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创新与范式具有内在关联.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可以探究创新的一般性规律:创新是一种解谜过程,在解谜过程中不断扩展研究区域从而引起原有体系结构的改变;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首先来自原有范式的制约,这种制约需要创新主体具有的科学思维、科学精神来超越;突破并超越原有范式的制约后,需要把新前景作为创新的动力;在多元范式竞争后出现的新范式就成为根本性创新的标志.     

库恩范式——库恩时代的支撑

在“妖魔化”的后现代,库恩以其‘范式’理论为后现代注入了一股思想洪流,引领了库恩时代的到来,成为当时后现代理论的一座里程碑;虽然其理论在后现代的科学战中暴露出历史时代的理论缺陷,尽管如此,库恩时代的到来仍是不可避免的。     

李约瑟问题与中国传统科学范式的二重性

从库恩的科学范式论来看 ,以元气阴阳五行说为基础的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是构成中国传统科学范式的基本思想内核 ,它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中共同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然而 ,由这种基本思想内核演进而成的中国传统科学范式 ,既有其合理性 ,也有其局限性 :合理性在于有利于中国传统科学的积累性和渐进性的发展 ;局限性在于从范式的原型遗传和原型控制方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变革为近代科学的内在可能性     

科学理论的发展

科学理论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亚里士多德、赫歇尔、惠威尔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演绎模式反映了科学理论发展的累积性。笛卡儿、孔德和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模式反映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否证性。萨伽德的计算科学哲学模式反映了科学理论发展的认知框架变化。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结构模式反映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变化。     

领导管理学和卫生保健医疗中的能量场:元极三元模型

心、身、能量,即元极理论中的三元(能量),对培育个人领导能力及组织机构整体的学习环境都是个深奥而又重要的概念和实践.在一个组织机构和共同体中,开发交感和谐的集体三元场是建立健康、有创造性、能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的环境的微妙而又实际的基础工作,对缓解紧张压力和保健医疗十分重要.而启动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集体学习、康复和成长的过程,集体的认识和共同体领导的实际投入都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文中引述了能量医学、认识科学、理论物理学、管理学、学习与知识创新理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分析了中国鄂州元极医院应用三元能量系统治疗晚期癌症等与紧张压力有关的疑难病症的成果.     

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的科学素养教育研究

科学素养是e-Science环境下科研人员所必需的一项必备技能、直接关系到科研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科学素养教育围绕科学数据的保存、共享与利用展开,随着科学研究步入“第四范式”阶段,科学素养已成为科学研究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科研生命周期为主线,探讨科学素养教育如何嵌入到科研活动各阶段,实现科学素养教育的个性化。     

《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经济学旨趣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很少提到＂经济＂、＂经济学＂等术语,暗中却采用了经济学的话语方式来解说科学的动态过程。库恩探讨了竞争、垄断、分工与专业化等在提升科学效率方面的重大作用。他还探讨了科学家的问题选择以及在范式革命时期的理论选择,探讨了理性科学家在理论选择中的貌似的非理性特征。     

模块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解释

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模块化对交易成本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的影响.探讨企业边界变动的内在原因和一般规律,希望能够指导企业在模块化时代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界限,更科学的把握企业规模的适当性和合理性,更好的处理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扩张和收缩问题.     

民营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范式转变——以浙江省为实证

创新范式是需要转变的,以此来促进企业的成长.本文首先简要回顾浙江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范式的选择与转变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了技术创新范式转变的原因及动力,最后提出浙江中小企业提高自主创新的对策建议.     

城市交通问题刍议

城市交通是人为规划和设计的产物。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交通类型和模式各有不同。在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各个城市的交通模式也不尽相同,这是由于规划者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理念的差异化认识和应用的结果。现代交通模式的基石实际上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规划范式。这种交通模式同样带来严重的交通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cience policy

Recent work in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both the soci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specialties and disciplines.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policies that aim at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fields toward external goals: the cognitive state and dynamics of the field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ount. Such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cience policy has been elaborated by a number of German science scholars. The three-phase model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and the finalization thesis of the Starnberg group is discussed,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critically reviewed. A group based in th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has published case studies designed to trace the role of cognitive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science policy programmes on scientific fields. It turns out that mutual adaptation processes occur in the course of formulating the programmes which reduc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In conclusion, some perspectives for further work are no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