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北洋政府时期的关款存放问题

关款保管权丧失于辛亥革命时期，但这一问题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搁置了关款问题的讨论。192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是一次讨论和解决中国关税问题的重要会议，但关款问题没有被列入讨论范围，只有陈光甫、马寅初等极少数会外人士予以关注。     

北京关税会议与远东国际关系

1925年10月,中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关税的条约在北京举行关税特别会议。列强本来企图通过北京关税会议消除彼此的矛盾,化解侵蚀华盛顿体制的因素,继续维持华盛顿体制或更新这一体制。由于列强错综复杂的矛盾,加上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动,关税会议失败,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着华盛顿体制的崩溃。     

试析《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的签订

关税自主是独立国家的重要标志。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始自《南京务约》,而收回则始自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订的《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的签订是双方对时局的一次理智的选择,对稳定其国内统治,打开其国际政治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世的第一次获赔——一战后德国对中国战事赔款

长期以来,北洋政府执政时期的外交行为都被妥协卖国等一系列词语所定义,人们只记得二十一条民四条约或是北洋政府对外卑躬曲膝,殊不知北洋政府于对外交涉上也为争取国权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德协约》签订及其后德国对中国赔款就是一例。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获得战事赔偿,在中国近代争取合法权益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近代现代史》易误知识点

学生在学习统一现行高中教材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时候,由于对某些知识点在空间、时间、地域范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等方面出现偏差,造成对于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出现失误,为帮助同学们准确理解教材,笔者利用教学中的积累,将其简单归纳,加以辨析,以供参考。1.《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是近代中国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的标志——误认为这一规定是     

北洋政府为何曾考虑签署《凡尔赛和约》

众所周知，1919年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和约》，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条约。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曾考虑签署这个“为历史所罕见”的条约呢？     

协定关税——一条束缚中国的巨大绳索

1842年8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中获得了大量的侵华特权,协定关税便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的100多年以来,它像一条巨大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 如果把协定关税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制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严格说来,协定关税制度并不完全始于《南京条约》,因为《南京条约》只是这样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在这里,条约使用的术语是“宜”而不是“必须”,可见,     

1891—1894年欧洲大陆双边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探析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但国家间依然维持良好的经贸合作态势,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德国主导的1891—1894年双边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这股浪潮是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经贸政策从自由贸易迈向孤立、德国从贸易保护转为相对开放后,德国接棒法国领导欧洲大陆经贸关系再调整的产物。德国以协定关税为切入点,通过与欧洲诸国签订相对温和的贸易条约与协定,建构网络体系抵御贸易保护的强化。但在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经贸政治化理念下,这一协调贸易体系明显带有稳固与扩大同盟外交、孤立法国的政治底色。这导致双边贸易条约与协定体系仅短暂运行,德国亦未能卓有成效地持续领导缓和贸易保护的运动,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扩散推动欧洲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化。     

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

关税自主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一项重大财政经济措施.它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曾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巩固蒋介石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起了一定作用.目前史学界在对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本文试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实施情况及对它的评价谈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及广大读者.关税自主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关税制度、管理海关行政和处理关税收支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1940年鸦片战争以后,腐败的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了“秉公议定”即协     

中国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措施应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

随着关税、配额 (数量限制 )等传统贸易壁垒的降低和拆除 ,反倾销作为ＷＴＯ认可的阻碍外国产品不合理进入的措施被经常实施 ,并且有被作为一种变相的壁垒滥用的趋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之一 ,而美国是对中国商品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之一。如何应对来自于美国的反倾销措施 ,这是一个复杂、广泛的话题 ,本文仅就几个容易产生错觉的特别法律问题予以探讨。一、美国对条约效力的特殊限制第一、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按照一般的国际法则 ,一个国家既然自愿加入国际条约 ,自愿受其约束 ,就应将国内法置于国际条约之下 ,本国…     

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是华盛顿会议前夕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起初,代表们希望通过华会取消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但是列强和北京政府的表现让他们大失所望。众多代表逐渐认识到列强不会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华会的结果不过是将中国置于共同剥削的对象,而腐败的北京政府也不可能取得外交的胜利,只有改造内政,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些认识在当时舆论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促进了有利于国民革命的社会意识的形成。     

辱国与争权的段祺瑞——以临时执政时期的关税会议为例

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段祺瑞临时执政。他在解决内政收效甚微的同时,着重在外交方面作出努力,先后解决了悬而未决的“金佛郎案”,召开了关税会议。由于当时现实的诸多限制,段祺瑞的这些主张和措施虽有损权辱国的一面,但他在关税会议中争取扩大国家税收的自主权等积极表现是值得肯定的。     

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条约》主力舰吨位比例考

迄今为止,国内几乎所有的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教材都明确记载: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条约》确定的美英日法意主力舰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但根据条约规定的五国主力舰吨位的具体数字计算,却只能得出5:5:3:1.67:1.67或者5.25:5.25:3.15:1.75:1.75。这与前面那个比例关系显然是不同的。查相关原始档案等资料,发现在《五国海军条约》的文本中,根本就没有出现有关比例的明确表述。5:5:3:1.75:1.75只是美国有关人士在会议初期的一种设想,但在后来达成的协议中,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却超过了原来设想的限额,这个微妙变化最终使五国主力舰吨位固定在5:5:3:1.67:1.67或者5.25:5.25:3.15:1.75:1.75的比例关系上。可惜,对于这个变化,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并未理会,仍旧以5:5:3:1.75:1.75的比例关系加以报道,这对后来有关华盛顿会议的历史研究起了一定误导作用,中文著作关于五国主力舰吨位比例关系的错误记载,即根源于此。     

试论美国对七七事变的反应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同年11月24目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闭幕．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罪行始终抱“中立”、“不干涉”政策,国联会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所以没有对日本侵华实行制裁．也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绥靖主义政策造成的。     

“国民外交”语境下中央、地方、国民互动关系研究——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华盛顿会议,因关系中国甚巨,备受中央、地方、国民的关注。北京政府会前积极准备,邀请南方政府代表参加以示一致对外;国人则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作为国民一致对外的总机关。华会期间,因内政外交的纠缠,南北民众在对待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裂;南方政府借机攻击北京政府,否认其对内对外的合法性,并力求各国承认。三者博弈后,北京政府权威虽被质疑,但仍为外交主体,也得到了至少是北京民众的谅解;南方政府华会初期、中期,尽管颇受舆论攻击,但因其态度较为强硬,还是赢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国民外交团体视线随之转向内政。     

试论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以县制为例

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是以官治和自治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和结合为主轴进行的,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前后期三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开始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历程,但不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建立起了一套从省到邻、闾的严密的地方行政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后期推行“新县制”,建立地方自治与国家行政相结合,自治与保甲制度相结合的新县制。但囿于国民政府本身政权性质、经济极度困难,“新县制”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厄运。     

华盛顿会议中的山东问题

因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和约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在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中、日双方最终签订条约,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回山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美、英两国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又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的局面,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     

胡佛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对德政策

1932年的世界裁军会议上,受孤立主义传统和当时美国国内反对<凡尔赛和约>同情德国情绪影响,以及对美国在欧洲经济利益的考虑,胡佛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对德政策从支持德国"权力平等"要求转向有限支持德国重整军备.     

留美学生罗家伦与华盛顿会议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以罗家伦、蒋廷黻等为首的一群中国留美学生为了维护祖国的权益,自动组织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斗争。他们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筹划成立了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发表有关时局的文章,为中国外交代表团出谋划策;在会议期间随时关注会议状况,积极奔走联络,既监督又支持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并组织了反对中日之间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示威活动;在会议结束后,罗家伦等还对中国代表团的外交行动进行了全面的点评,分析其外交方针、对策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并指出了国人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罗家伦等留美学生的国民外交行动表明:民族主义往往是大多数留学生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藉,他们的抗争行动体现出海外学子心系祖国、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民族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