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国秦汉的经济立法思想

经济立法是战国秦汉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战国时期法家初步形成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经济立法思想，并通过国家干预市场和工商业而孤立地发展农业的有关法律条文表现出来。秦代沿袭了“上农除末”的法家传统，但在处理农工商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得较为灵活，表明秦代在经济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农工商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所认识。汉初一度放松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弛商贾之律”，实行农战分离，富民以安天下。武帝时实行以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再次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方式由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控制     

战国秦汉时期辽宁地区的政治和经济

从战国到秦汉,是辽宁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本文试就有关资料,对战国秦汉时期辽宁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略加论述。燕为召公奭之后,“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今辽宁省西部是燕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燕在战国七雄中是实力较弱的国家。公元前311年,燕王职(即昭王)继位后,为了改变“燕小力少”的被动局面,便发奋图强,“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他首先改善“贤者”的生活条件,并加以重用,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之”。在此举动的影     

战国秦汉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历史检讨

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奉行的一种传统性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封建农业经济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一根本点来看,这种政策是应该历史地给予肯定的.但是,有的研究者过分强调农业与工商业在封建经济中的运动是对立和反向的,“不抑商,重农就完全落空”,甚至认为工商业是封建社会的致乱“祸源”,(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页615.三联书店1980年版)这种观点,是大可商榷的.我们不能不看到,重农抑商政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的一面.     

略论战国秦汉时期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抑商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而,如何评价它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为了便于历史地、全面地、正确地评价这项重要政策,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战国与秦汉的“赘婿”

“赘婿”作为“夫妇相异”的特殊婚俗,出现于先秦,并盛于战国。在产生之初,“赘婿”便由于身份低贱而饱受歧视。相沿至秦汉,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赘婿”多被残酷对待,但缘于王权支配秩序的相异,秦汉统治者对该群体的打击方式不尽相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确立后,“赘婿”作为其对立物而存在,随着社会与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不断降低,专制社会对“赘婿”的评判也尘埃落定了。     

论战国秦汉君相关系的构想及其变化

在专制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下,君相关系的好坏,往往对封建国家政权的盛衰兴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自战国以来,历来是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结合秦汉的历史实际,探讨当时君相关系的构想及其变化,对认识专制君主制的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战国时期君相关系构想的产生 所谓君相关系的构想,指某些封建文吏和士人对最高统治者和辅佐大臣各自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构     

论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是战国秦汉时期封建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历代封建学者对这一政策一向是赞颂的。解放以后,史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也认真讨论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性质,例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汉武帝实行的种种“重农抑商”措施的实质是打击工商业奴隶主,保护封建小农经济,因此西汉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而日知先生则认为“重农抑商”是奴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农民的身分地位比商人要高,“重农抑商”“它只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但是,当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讨论主要是环绕着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而进行的,并未对这一政策进行全面的历史评价。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史学界不少同志又重新注意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来,纷纷撰文进行评论。有的认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不论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都是社会经济的     

战国秦汉之际的改制学说

战国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当时各国普遍进行政治改革,它表现为相继进行的变法运动.与此相应,一股改制思潮继之而起.其说由战国时流衍影响及于西汉,颇引人注目.某些原因所致,以往过多注意于战国法家的政治改革,而这股改制思潮恰恰更多与儒家思想有渊源,因而使学界对之研究不够.本文试就此做些探索,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兴趣.     

论战国秦汉的商业潮

古代中国,经商虽为历代所有,但战国秦汉商贾业之发达,经商风潮之高涨,商风贾俗之浓厚却雄冠古史。这一时期,商贾业不仅遍布中原内地,而且发展到边远民族地区,同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兴起与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上的经商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商风贾俗弥漫中华大地。战国秦汉时期经商风潮的产生,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经商风潮及产生于商品产销过程中的商风贾俗,转而又冲击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作用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商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促进了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瓦解了农村经济的基础。     

战国秦汉文化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文化消费发展的一个重要演变阶段,从其消费结构上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文化娱乐消费内容丰富多样,世俗化的乐舞百戏是消费主流;文化教育消费的层面逐渐扩大,出现商品化趋势;绘画艺术消费是汉代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消费,备受世人推崇。每个特点背后都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近年来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材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南方楚地存在着很多里。里皆有其社,社主又有“地主”、“侯土”等异名。围绕着里社的巫术活动十分盛行。从战国至汉代,里、社合一之制基本得到沿续,然而里、社分离的历史趋势已明显存在。西汉晚期,民间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另立私社。东汉初年的《序宁祷券》证明了此种私社的存在,西汉中期邗江汉墓的《神灵名位牍》和秦朝末年的周家台秦简《日书》中关于私社的内容,比文献中唯一一条材料(见《汉书.五行志》)要分别提前36年和177年。     

战国秦汉时期赵地的兵文化

战国时期赵国作为军事强国,孕育了辉煌的兵文化。它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四战之国＂的处境,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性：名将辈出,不乏兵学世家,注重实践性,也不乏理论上的探索。而秦汉之际和楚汉相争的特殊背景下,赵地又出现了一些兵书,但总的来看,已经趋于衰落,不过是战国时期兵文化繁盛的回光返照。     

战国秦汉时期女娲形象的演变

在上古神话传说体系中，女娲的形象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考察。由战国中后期诗人笔下外在形象尚不确定的“女神”，到西汉文献中始与伏羲并列为“至德遗于后世”，崇尚“虚无纯一”的“圣王”；随着两汉之际“三皇”之说的复兴，由东汉前期“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的“三皇”说，演进为东汉后期“伏羲、女娲、神农”的“三皇”系列，标志着女娲“圣王”形象的最终形成。     

战国秦汉时期蛇信仰与政权之关系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相信某些蛇具有强大的神异性,能通过与人主或人君发生联系而与国家政权有密切关系;蛇的出现还成为某人即将获得政权或加官晋爵的预兆,甚至具有政治警示作用.这是原始巫术交感术的一种体现.     

综说战国秦汉冶铁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铁农具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曾发生过三次重大变革:战国秦汉时期生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和生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唐宋时期“炒钢”技术的发展和由南北朝时期发展而来的“灌钢法”的进步;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发明。每一次变革都使封建经济走向高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为第一次,即战国秦汉时期铁农具的发展。本文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体会试就此作一探讨。     

浅析战国秦汉儒家的人性管理思想

人性论的假设是任何管理理论的前提之一。科学管理的前提应是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以及符合时代需要的科学的人性假设。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因而，研究中国儒家的人性管理思想对创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鞍山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铁器研究

鞍山地区出土的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铁器较多，这些铁器的特征除与全国各相关古遗址出土的铁器大致相同外，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们是反映当时社会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证之一。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革命，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济政策，维护农民的收益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促使农业突破小农经济模式，融入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