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

《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成功无疑是基督教传教成果的公开展示，它带给利玛窦的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们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验证了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为利玛窦后来传教局面的推开创造了条件。这部著作紧扣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按照他们的口味进行编写，作为外国人撰写的中文著作，它既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又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桥梁，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略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为了取得基督教远征中国的成功，利玛窦紧紧围绕“打消明人疑虑，融入当地社会”与“赢得学术声誉，跻身社会上层”两大策略展开其传教活动，事实上，这两大策略恰好抓住了中国，尤其是明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试论利玛窦的灵活性传教方法

作为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采用了多种具有灵活性的传教方法,取得显著的效果,并成功地打开耶稣会在中国传播的大门。因此,对这些方法进行探讨,将有助于后人更好地理解当时的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并有所领悟。     

利玛窦在南昌的两次传教风波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经历了两次风波。前一次风波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对利玛窦后来在南昌的传教有过影响。后一次风波也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的反映，但由于利玛窦得到了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不仅使风波得以平息，而且还被获准在南昌城中定居买房并建立教堂，从而为天主教在南昌的传播开辟了基地。     

数数中华文化的闪光点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作"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专题演讲时,阐述了中华文化的三大优点。不喜远征中国人不会举一国之力去攻打远方的国家。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在中国传教30年。欧洲人曾反复问他,当时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攻打欧洲?利玛窦回     

略论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活动

传教士利玛窦被驱逐出南京后，在江西南昌开辟传教事业。利玛窦在南昌结交地方官绅，与皇族成员建安王论友，修订《天主实义》，在南昌建立稳固传教基地。利玛窦的活动有助于基督教事业在南昌的发展，明朝皇帝最终允许他进入北京，利玛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郎世宁:中西融合的清廷意大利画家

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携带传教所用的圣母像、耶稣像来华,将西方"文艺复兴"绘画风格传人中国.一百多年后,在利玛窦的故乡,又来了一位传教士,并且成为中国宫廷画家,他就是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     

试析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及其特点

李提摩太是近代英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将基督福音的传播与兴办世俗事务有机结合,编书办刊宣传基督教的传教特点,力图实现在中国基督教传播的本土化,引导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他的传教过程,大大推动了由利玛窦开创的基督教传播的本土化(或称为中国化)路线,走上了一条"李提摩太式"的传教路线。     

利玛窦僧服改儒服事件研究初探

本文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穿着的服装由僧服改为儒服这一事件从最初的传教活动与策略的转变、"改服"始末及"改服"事件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总结出这一事件的进步意义。     

李提摩太的中国文化观

晚清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沿袭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文化适应"策略,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儒、耶两教的共性,进行佛、耶对话,提倡知识传教,形成与同时代的传教士不同的观点。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中西“实学”之辨——明清间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播基督福音之目的,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书籍,希望中国人能由科学真理走向启示真理。他们所传入的科学,对当时的部分中国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传入了一些新科学或学科,还在于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理念带到了中国。中国的学术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强调的是人的道德层面,重身心,轻实用,并认为修身之类才是“实学”;而把具体的科技斥之为“器末”,则不“入流”。这是中国为什么有科技成就而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原因。相比较而言,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在重视人的道德层面的同时,一开始就强调对事物对自然的究诘;这与西方科学明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这样,西方所强调的“实学”更是一种能带来物质明的“实学”。跟西方的“实学”相比,中国古代所强调的“实学”,倒更像是空疏之学。所以,本通过对双方“实学”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个角度看中西化在这个方面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认识这两种化。     

利玛窦对儒家本原思想之批判及其矛盾——以《天主实义》为例

利玛窦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儒家思想中作为本原的“太极”或“气”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天主”的超越性和真原性。得出这一结论时,利玛窦主要使用和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与基督教的创世观念。但是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存在唯物唯心之间的矛盾,而创世观念也存在矛盾,这使利玛窦在批判儒家本原思想时也陷入了矛盾。     

浅议利玛窦在华测绘的经纬度地图

利玛窦在华期间采用西方经纬度方法绘制了多幅经纬度地图,从而把西方的经纬度测量和以经纬度为座标绘制地图的新知识、新方法传送到中国,在推动中国地理测绘和地图科学的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利玛窦易僧袍为儒服看跨文化交流中的非语言传播

非语言传播无论在人际传播还是跨文化传播中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数以千计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他们固然以语言传播作为传教的基本方式,但也非常重视非语言传播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服饰是非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服饰的不同体现了身份的不同。明清间来华的耶稣会士首先从外表做起,利用非语言传播的种种优势,以适应、认同中国文化与习俗;他们起初身着僧袍进入中国,后来又易僧袍为儒服;同时,他们对士大夫们的生存方式也颇为接受,像士大夫们那样,著书立说,互赠诗文。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他们也都为自己取了中国姓名。这当中无不包含着非语言传播的哲理。     

从利玛窦、徐光启看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之命运

在西方文化近代化转型即将完成时期,中国也从明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其先行者就是利马窦和徐光启。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来自体系本身的巨大排拒力和阶级、时代的局限,终至明末主动、平等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行为如昙花一现,很快结束了。     

利玛窦两次易服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新时代。其中,利玛窦的易服,一直被视为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史中的重要事件。利玛窦易服至少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由修道服改穿僧服,第二次是由僧服改穿儒服。在易服问题上利玛窦并非首创,在日本和印度早有先例,也就是说在社会情境颇为类似的整个远东,耶稣会的易服行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耶稣会内部在易服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曾引起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直至利玛窦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利玛窦两次易服的文化意义是一致的,本质上都在于自我调整。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平议

利码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效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浙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价这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浙与殖民掠夺下的“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     

论利玛窦对汉语词汇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主要表现在推动汉语复音化进程,促进附加式构词方式的发展,给汉语旧词灌注新义三个方面.     

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字号琐谈

利玛窦是晚明时代的公众人物,其二十几种中文称谓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这些称谓寓意不一,褒贬互见,体现了使用者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态度。频频出现的利玛窦名称字号已逐渐异化为表征西学的文化符号,私属意义闇而不彰。     

论利马窦等传教士的知识传教及其西学带来的影响

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在明末来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终于探讨出一条使天主教在华扎根的成功之路.而在明清嬗代之际传教士通过展示自己在火器、历法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优势获得了最高统治当局的赞许与支持,从而大张旗鼓地收徒传教.由于在整个传教过程中传教士始终紧盯着王贵与士林,并且一直以传播知识为旗帜,所以传教士的活动表现为知识传教的特征,与之相应,在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领域传教士所带来的主要不是宗教神学的影响,而是以科学技术为主的西学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社会政治领域是短暂、浅显的,那么在学术思想领域就显得长久而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