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 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 ,韩国独立运动一直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1937年 7月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 ,临时政府西迁重庆 ,中国国民政府不仅帮助其组建光复军 ,而且积极协助其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由于英美和前苏联在远东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中国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关于中国全面抗战起点问题再讨论

本文通过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的政策,说明中国还没有形成全面抗战;故“九·一八”事变不是全面抗战的起点;再考察“七·七”事变前后的情况,说明“七·七”事变只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立即作出全面抵抗的反应,故“七·七”事变也不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最后,本文得出结论:1937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即“八·一四”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

5月底,在中韩建交5周年前夕,来自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等单位和全国名遗址管理处、博物馆的有关专家、学者聚会上海市档案馆,就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与会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有较深的历史关系。当年中共中央在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后,不仅大幅度地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也开始调整与包括韩国临时政府在内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关系,以结成东方各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重庆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以大量的篇幅直接报道了韩国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活动,据不完全的统计有近30篇,间接的报道和文章多达数百篇,内容涉及该政府发表的宣言、文告,韩国临时议政院、政府、光复军及各党派重要活动的报道,韩国临时政府要人、光复军将领、各党派政治家的谈话和文章等。这些报道和文章向全国人民正确而及时地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中国抗战中不断壮大的历程,由于是出于中共党报的宣传,更增加了在中国一般民众中的说服力。因此,不仅推动了韩国独立运动的高涨和发展,而且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陕西省图书馆珍藏韩国抗日斗争书刊史料概评

在陕西省图书馆古籍、近代阅览室的书库里珍藏着一些有关当年韩国抗日斗争的书刊,包括《韩国痛史》、《韩国青年》、《光复》、《韩国光复军小史》。其中,后三种由韩国光复军在西安出版。这些书刊是陕图珍藏的有关韩国抗日斗争特别是韩国光复军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日本关东军

日本关东军,1919年4月11日成立,司令部设在大连,"九·一八"事变后迁往沈阳。成立之初,赋予它的任务是"统率驻关东州及南满之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与保护南满铁路沿线"。当时,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地区,均属关东州。"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东军辖区逐步扩展到整个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重新认识"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关东军在军部的鼓励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东三省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     

复国运动的重要场所 抗战斗争的特别贡献——韩国独立运动在安徽

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韩两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大陆成为韩国复国运动的基本依托。政治、经济、人文、军事战略的综合因素,使安徽成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重要的活动场所。江淮大地上,演绎了中韩互助社、韩国临时政府、朝鲜义勇队、韩国光复军等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了韩国志士与安徽人民并肩奋斗的足迹。     

“七.七”事变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演变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有一个逐步认识、逐渐演变的过程,有时认识有反复,政策也就出现反复,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四年多的1935年底才基本完成,在西安事变前后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在“七·七”事变前后付诸了实现。“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急剧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做出的判断是;a、“九·一八”事变是反苏战争的序幕。①b、“九·一八”事变意味着国际帝国主义者将和中国各派军阀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工农红军。②当时党内的领导人并没有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长期战略的起点,当然也并没有看到日本侵略者的矛头是指向除汉奸以外的中国一切阶级和阶层的,而是认     

长城抗战研讨二题

"一·二八"淞沪抗战与长城抗战为局部抗战之两大高潮.二役皆因日本扩大侵华而引起,国民政府采取了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方针,终以签订停战协定而结束.不同之点在于"一·二八"之役,日本为掩护"满洲国"之成立,以攻为守,而长城之役,纯为进攻,为日本进一步侵占华北之先步;"一·二八"之役,前方第十九路军将领抗战主动坚决,热河防卫、长城之役,靠国民政府之督导部署;长城之役规模更大,牺牲更重;塘沽协定比淞沪停战协定对中国的危害更大.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是在北上听取华北将领的汇报意见后,才作出批准张学良辞职之决定的.张学良辞职下野,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是对其"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     

“七·七”事变后的旅日华侨

“七·七”事变后,旅居日本的一部分华侨毅然返回祖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还有一大部分华侨,在当时日本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统治下,在极端艰难和险恶的条件下同祖国人民一样,饱受苦难。一本文想对抗战全面爆之后,日本华侨的抗日活动和苦难遭遇作一简要的概述。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悍然挑起“七·七”芦沟桥事变。这     

法治政府之理论解读

中国政府明确地把法治政府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后,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进行科学的阐释尤显必要。理论地看,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在有限的基础上秉持诚信的观念行政,旨在实现促进和保障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正义和秩序的统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统一、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统一。     

"政府失败"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府失败”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进行政府干预所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的新政治经济学，为分析政府失败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对完善政府的管理经济职能及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有特殊的意义。     

政府信用:意义、现状与重塑

在现代信用的许多方式中，政府信用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政府信用已存在着下降趋势，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府信用危机。当前要切实解决这一危机，重塑政府信用，就必须在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并规制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等三个环节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     

对“政府失灵”命题的能力求解

从根本上说,政府失灵源于政府的能力失灵。当前,我国政府失灵的能力根源可以归纳为效率性能力的流失、合法性能力的缺失、有限性能力的丧失、公共性能力的偏失和权威性能力的迷失等五方面。据此,探讨破解“政府失灵”命题的能力策略,应当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实现能力流失治理以及规范而不断创新的行政制度变迁,有效提升政府能力。     

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及指标体系探析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对政府的要求,是指政府时刻受到法律约束和支配的法制建设状态。其价值取向及指标体系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统一政府和责任政府。     

关于政务公开理念建构的思考

理念的力量意义非凡,政务公开是政府的治理行为,不但要修筑制度的大坝,更要建构道德的堤岸,理念建构的意义在它与行动和制度（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凸显。政务公开要取得实效,知情权理念、双赢互利理念、社会善治理念、柔性处理理念的建构至为关键。     

政府与宪政

制度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且,在社会制度体系中,政府制度尤其重要。作为规制政府的重要理论,宪政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为人类通过法律制约和控制政府权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各国多年的政府实践已经证明了宪政理论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蜕变过程中,宪政理论为政府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强政府”模式与我国强政府模式构建

"强政府"是指在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及具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能力的有效性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强政府"则成为各国的普遍诉求。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实现政府职能的科学再定位,而"强政府"模式则是我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论“地方政府企业化”及其破解之策

“企业化政府”和“政府企业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企业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其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地方政府企业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与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地方政府财政危机、GDP导向的绩效评价体制、片面的发展观和不完善的监督体制。破解之策是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和绩效评价体制,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     

试论我国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限——一种基于有限政府论的视角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结构及运行仍存在诸多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具有以下管理权限：地方政府作为公立高校的举办者,应当具有制定高校章程、任命学校决策者和筹措教育经费的权力;地方政府作为公立高校的管理者,应当具有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和检查权、教育规划权、学校设置和审批权、标准制定权、评估和监督权.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制定教育行政组织法,改进权力的运行方式,以促进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