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辑注订误

《文献》1983年第15辑刊载的由刘煊、陈杏珍先生辑注之《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以下简称《胡札》),起于1924年4月17日,迄于1925年2月,历时十个月。札中探讨了有关词学的诸多问题,披露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创立时聘请王国维任教的某些情况,内容丰富。诚如辑注者所云,“提供了研究胡适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论学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可证、补有关记载之不足。据辑注者说明,《胡札》“编排以时间的先后为序。”札中涉及的部分人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

<正> 综观我国的古典悲剧,不难发现,除少数几部(如《汉宫秋》、《杜十娘》、《桃花扇》等)是以毁灭和死亡为结局外,大多数是以正义胜利,即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为结局的。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曾受到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名家的尖锐批评。清末戏曲理论家王国维认为,凡是希望圆满乃是“吾国人之精神”,“《红楼梦》之所以大肯于吾国人之精神,而价值亦即存乎此。”①胡适也认为:“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中     

梅光迪致胡适信函时间考辨

1994年,黄山书社出版了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共计42巨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与胡适有关的材料。其中第33册收录了梅光迪致胡适45通信,并附梅光迪《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一文。它们对于研究留美时期的胡适、梅光迪,包括梅光迪启发胡适了解     

再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它的“作者是罗贯中”这一观点从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以来即被认定。因为明人是这么说的,原书上也是这么标的。但不能不看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乃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他们那个时期,尚     

千古情怀 文人悲心——从王国维的生平谈《红楼梦评论》的立论和解脱之道

王国维1904年写就的《红楼梦评论》从＂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对《红楼梦》进行立论解读,并不仅仅是叔本华哲学契合了王国维的人生遭际和人生体认的一种启发的悟得,而是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化合的产物,也与王国维把学问和人生合二为一的学问人生观有关。他的《红楼梦评论》和整个人生经历互为参照,王国维以投湖自沉完成了他对《红楼梦》的最终注解。     

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贫困--从王国维《人间词话》及胡适《词选》谈起

百年来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及胡适《词选》为开端的中国现代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其主要内因在于人关怀与科学理性的双重失落及诗学界未能妥善处理两间的矛盾。王国维、胡适以来的中国现代诗学对于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缺乏足够的人关怀,导致诗学脱离了社会的主流生活而失去理论号召力量。科学理性的主要内容,是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和以假说为目标的思想实验。王、胡等人开创 了重视归纳而忽视演绎的现代方法论传统,因而很少出现创造私人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尝试;他们都将个人诗学的核心概念视为“本原”,并由于其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而成为“真理”,从而成为诗学理论体系创造的又一个障碍。     

红学历史现状谭

1954年的"批俞"是新的社会背景下,迫切要求对古典文学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反映。形势需要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这就是政治;如何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才是学术。自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启了理论探讨和艺术研究的新生面。胡适构建以"自叙传"为核心、以"曹寅家世"说和"高鹗续书"说为支柱的"新红学"体系,扔给大家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使《红楼梦》研究偏离了正确方向。对胡适的批判是必要的;如果需要反思,不表现在以政治取代学术的极"左",恰恰表现在学术的先天不足。从1991年起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证伪,不过是将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纳入了纯学术的正道,与俞平伯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是完全同步的。     

民国文人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启示——《细说民国大文人》读后感

<正>《细说民国大文人》,民国文林所编著,是由《那些国学大师们》《那些思想大师们》《那些文学大师们》三卷组成的丛书,分别介绍了黄侃、刘文典、赵元任、刘师培、吴宓、钱穆、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等国学大师,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思想大师,林语堂、梁实秋、张恨水、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鲁迅等文学大师。书中的轶事是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     

关于胡适的父亲胡传

熟知胡适的人颇多,而对于胡适的父亲胡传,知者却甚少。胡适在《四十自述》和《我的信仰》(均见黄山出版社出版、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等文中,对他的父亲已经有所介绍,但语焉不详。近读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1983年再版、唐德刚先生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胡适对他父亲的介绍即较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亦有拥护,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的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中国悲剧文学问题略论

中国悲剧文学之研究自王国维上世纪初发表《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开始 ,才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 ,研究的焦点似乎一直停留在中国有无悲剧之争上。辛亥革命前后 ,“无”派占了上风。包括王国维、胡适、鲁迅、蒋观云、朱光潜等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们都一致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建国以后的悲剧研究 ,尤其是近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 ,“有”派则出尽了风头。如余秋雨、谢柏梁、曾庆元、张法等 ,都纷纷为中国悲剧摇旗呐喊。但问题的争论并无最后结果 ,对其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悲剧、悲剧意识 ,也未取得一致认识 ,而是人言人…     

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文章

王国维研究中,对《教育世界》未署名文章的探讨曾非常热烈,有39篇未署名文章被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1990)、《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谭佛雏《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等推定为王国维作.但是,据我考察,这些未署名的文章实际上多数都有其原据的著作存在.有些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解释,或进行缩写的,而几乎是忠实翻译的也不少.     

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

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不见长于文学批评方面。尽管如此，但胡适没有忘记《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胡适的大量研红论著中，有一些观点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的。胡适的不以文艺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其时代和个人的背景。     

《一颗星儿》、“毛瑟架”与“新”的政治——胡适与早期《晶报》关系新探

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的白话诗“一颗星儿》在上海“小报之王”《晶报》首发,引发该报一场有关新诗的论争,这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现。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佐以《小日报》上新发现的材料,考证《一颗星儿》确由胡适本人供稿且由《晶报》首发;同时以《晶报》“毛瑟架”栏新诗论争为线索,通过对论争双方话语的考掘,探讨“五四”至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场域间的文化政治因素。     

两种《胡适年谱》之校读

对耿云志著《胡适年谱》和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进行对比阅读,发现两书侧重点各有不同,且都存在不少的错误.校勘这些错误,既为修订版提供依据,又为编撰新《胡适年谱》打下基础.胡适的文集、日记、书信是编年谱的重要史料,如何利用成为编好年谱的关键.     

胡适与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兼与黄兴涛教授商榷

胡适曾赞助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却为数寥寥。黄兴涛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刊文论述胡适与《资本论》翻译之关系,将胡适不支持李季翻译《资本论》的原因归结为两人立场的对立,并给出了三点证据,这其中确实存在不少误解。笔者借助胡适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勾勒胡适与社会主义关系之变化,梳理胡适对社会主义文献翻译的赞助,并对黄兴涛的观点做出回应,从而揭示胡适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传布的贡献。     

胡适对苏雪林论《红楼梦》的批评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态度严谨,实事求是;与之相比,胡适弟子苏雪林评《红楼梦》,往往信口雌黄,动辄诅骂,显得粗鲁无知。正因如此,胡适晚年多次严厉而又剀切地批评了她,并教诲她“不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章”,认为写这样文章是“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虽然胡适晚年也说过《红楼梦》“毫无价值”的愤激之言,但从他对苏雪林的批评教诲中,仍可看出他的学术良心和人格风范。而苏雪林在胡适去世后,更无顾忌,出版了《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对《红楼梦》这部名著,极尽诅骂之能事,其学术品格与她的老师胡适大相径庭     

现代美学批评的百年纪念——读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一书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距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刚好100周年。出版时间的百年周期仅是外在形式,著者为文用心及呈现出的学术品位才是对王国维的最好纪念。一、细心揣摩客观求证关于《评论》,百年来学     

试论胡适在《新青年》前期文学活动的意义与局限

1915年9月第一期《青年)问世,陈独秀主持其事,并发表《敬告青年》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支配着以后几十年理性革命的重要问题。1919年,胡适回国,在此前后他参与了几乎全部的《新青年》前期的文学活动。胡适在这些文学活动中,始则锋芒毕露高举批判的大旗,继则抱实验怀疑反对传统的评判态度,最终与《新青年》同人中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分道扬镳。对胡适的这一历程,以前的评论者大多认为胡适的这种转向是投机,也有人认为胡适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新文化运动包括对《新青年》的领导权。本文则侧重从分析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目的的认识,对旧文化旧文学的态度,对《新青年》及其政治观点等方面探讨胡适在《新青年》前期的文学活动意义,以求正于专家同仁。     

《史记·屈原列传》岂容否定?——驳胡适的“五大可疑”论

二十年代,胡适在《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他的《读楚辞》,在“《史记》本来不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的大胆设想下,对《屈原列传》提出了五大疑点,一时被看作是屈原否定论的领袖。胡适的这些谬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可不辩论清楚。 (一)胡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