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高决策层科技咨询制度的构建——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在国家最高决策层面建立科技咨询制度,为国家科技战略与政策提供咨询,是国际上一种普遍的做法。英国的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是一个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为核心、部门首席科学顾问为支撑的网络式科学咨询制度,能够为首相、内阁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及时、有效和全面的政策建议,被称为"英国模式"。该模式对我国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在梳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建立的历史基础上,研究其运行环境、职位设置和作用,提出对我国科技决策制度建设值得借鉴之处。     

政策制定中科学咨询的新气象——评《专业知识的民主化》

当今世界,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不断加强,科学咨询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决策过程越来越多地需要科技知识提供支撑,决策者对科学咨询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正确认识专业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了理解科学决策的关键.     

后常态科学下的公共政策决策——以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

以中国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探讨了后常态科学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指出专家委员会的内部咨询模式和技术官僚为主体的内部决策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之后,对比分析了美国和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管理制度,探索在科学不确定性下公共决策机制的改进方向,即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政策实施中的审慎预防原则,以及有效的政策纠偏和损害救济机制。     

负责任的科学咨询何以可能——科学家参与公共决策的伦理思考

随着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日益密切,科学咨询逐渐成为影响现代政府决策的关键因素。然而,近年来科学家在参与决策过程中却不断暴露出责任缺失等道德问题,严重破坏了决策的科学公信力。因此,如何确保科学建议的可靠性和无私利性已经成为当前科学咨询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必须通过切实可行的策略促进负责任的科学咨询,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对于公共决策的建设性价值。     

科学融入政策: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素养与作用 ——访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应用已经渗透至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最高决策层设置首席科学顾问制度成为许多国家从高层统筹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做法.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被称为"英国模式",该制度的特色在于形成了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为核心、部门首席科学顾问为支撑的科学咨询网络.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对于科学咨询的有效性十分重要.在我...     

科学、科学家、科技智库与公共决策

基于对专业知识的强烈需求,公共决策越来越需要熟悉科技发展趋势、懂得科技运行规律的科学家提供专家咨询,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决策过程。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与作用、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开展决策咨询的制度和程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推动科学家及科技智库有效开展决策咨询工作的建议:保持科学家及科技智库的独立性以提升决策咨询质量,增加科学家及科技智库与公众的互动以提升决策咨询水平,完善科技智库运行管理机制以提升决策咨询能力。     

21世纪美国科学政策

在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科学分委会的指导下,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2004年7月印行了一本名为《为了21世纪的科学》的小册子。这份文件从联邦角度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的科技政策,列举了联邦所支持的科学探索的有关成就,同时说明今天的科学将如何为未来的经济进步与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构建平台。从政策角度看,该文件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包括科技立法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英国的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越来越为欧美国家所推崇,英国是该政策体系的重要倡导者。本研究基于对英国政府部门、议会、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包括能源与气候变化部、议会科技办公室、英国皇家学会等在内的18个部门的实地调研,深入分析了英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实践与方法,重点考察了政府决策支撑系统中独具特色的首席科学家制度。调研发现,英国构成了确保政策制定者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寻求有效证据的相对完善的体系,科学和工程是英国政府寻求证据的重要来源,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证据的提供者,对英国政府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并存在于政府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有效的支撑网络体系。     

论科学治理中的科学共同体

 现代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的新特点和公共治理理念的新变革要求改变传统的以“统治”为核心的科学宏观管理模式,走向以“治理”为核心的新管理模式。在科学治理中,科学共同体作为谋求特定利益的科学家组成的社会团体,具有组织性、地方性、民间性、科学性等特征,是科学治理的重要参加者和学术权威,在科学评价、决策咨询、科学传播等领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世界主要国家公共决策咨询的做法和经验

公共决策咨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咨询形式,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本文重点考察了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公共决策咨询的情况,分析概括了它们的一些成功经验,具体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工作缺陷,为提高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供有益借鉴。     

The (co-)production of public uncertainty: UK scientific advice on mobile phone health risks

UK scientific advice on the possible health risks of mobile phones has embraced (or seems to be embracing) broader engagement with interested non-exper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text of lost credibility that made such a development necessa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greater engag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ert control) of "public concern." I narrate how scientific advice matured from an approach based on compliance with guidelines to a style of "public science" in which issues such as trust and democracy were intertwined with scientific risk assessment. This paper develops existing conceptions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with an explanation based around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social order. Using a narrative drawn from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 I explain how expert reformulation of the state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within a public controversy reveals constructions of "The Public," and the desired extent of their engagement. Constructions of the public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 as a construction of uncertainty as solely an expert concern was molded into a state of politically workable public uncertaint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publics can be constructed as instruments of credible policymaking, and suggests the potential for public alienation if nonexperts feel they have not been fairly represented.     

基于文本内容分析法的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协同分析

[目的/意义]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共信息资源不断开放成为必然趋势。文章从政策力度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对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对于政府制定完善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在对我国国家层面的299篇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文本编码基础上,通过政策效力和政策工具协同测度模型,对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的政策效力及政策工具演变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数量越来越多,政策总效力越来越大,但政策总效力增加的原因是由政策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政策平均效力有待提升。政策工具协同呈明显上升趋势,且政策的制定逐渐由单一政策工具使用转变为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使用较多,但缺乏对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使用。政策工具内部子工具间协同差异较大,供给型最优。最后,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看待科学顾问的身份困境?

随着社会知识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共政策制定越来越需要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的支持,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问题域,科学顾问成为当代政策制定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角色。然而,随着科学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被打破,专业知识和科学顾问对决策的指导作用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本文认为,决策情境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相互纠缠和相互冲突,科学探究中认知真理性与政治决策中价值合理性可能出现的摩擦,导致了科学顾问的身份困境。本文将分析这一困境出现的原因,探讨科学顾问角色的新内涵,以进一步理解专业知识和科学家在决策中的独特作用及其限度。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演化特征研究——基于1981-2020年的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意义】科研诚信政策是政府治理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要手段,其演化特征展示了我国科研诚信政策的 发展历史。近些年来,我国科研失信事件层出不穷,对科研诚信政策发展进行深度分析有利于总结经验,为我国未 来制定科研诚信政策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选择1981-2020年中国政府出台的75份科研诚信政策,对政策文 本进行深度挖掘,分析总结科研诚信政策的发展变化趋势。【结果/结论】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展划分为科研诚信政 策萌芽期（1981-1999 年）、初步发展期（2000-2006 年）、快速发展期（2007-2016 年）和科研诚信政策发展新时期 （2017年至今）;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展越来越呈现精细化特征;科研诚信政策力度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我国 科研诚信概念逐渐清晰,但仍存在定义不明确的现象;我国科研诚信政策侧重点在于约束个人和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对评价制度缺乏关注;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布部门合作性有待加强。【创新/局限】本文从新角度总结我国科研 诚信政策的变化过程和演变特征,从而对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做出评价,进而提出建议。     

User val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ybersecurity public policy for the IoT

Public administrators, entrusted to develop public policy to manage the growing complexities of the IoT,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he challenges exist because of three reasons; First, there is a lack of policy direction. Second, user values related to cybersecurity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Third, there is a lack of clarity as to how IoT public policy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new IoT policy should be guided by key stakeholder values (i.e. what users think to be important). We utilize the Public Value Forum to elicit public values to inform decision-making surrounding IoT policy by public administrators, conceptually informed b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e use a five-phase process to introduce the decision context (i.e. the policy problem), define fundamental objectives, rank these objectives, identify value-based trade-offs between them and construct a multi-attribute utility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several key themes for IoT security from the citizens themselves and decision-making administrators in diverse public agencies developing IoT cybersecurity public policy.     

科学学学科发展态势及重点研究领域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设科技强国。这就需要科学学界能够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和重大科技决策部署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经过近40年的发展,当前我国科学学研究正在重新走向繁荣,但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和困难。本研究在回顾我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科学学理论拓展、科学计量学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兴起三个方面分析总结国外科学学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针对科学学研究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关联的这一现实,进一步就我国科学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和应当把握的重点领域给出相应建议。     

科技人员“双创”政策执行现状及建议--以江西省省属科研院所为例

江西省鼓励科技人员"双创"的有关政策出台后,对省内25个省属独立科研院所共2 500多名科技人员开展政策执行效果跟踪调研,在国内现有政策执行模式以及修正的"模糊-冲突"模型基础上,从政策执行主体入手剖析"双创"政策执行进程,发掘影响"双创"政策执行成效的关键性因素,提出提高"双创"政策执行成效的对策建议。     

美国湿地保护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提出了分析湿地保护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使不同国家的湿地保护制度研究能在统一语境下比较。首先基于科学计量学和系统研究方法筛选出公众、科学、政府和法律为影响湿地保护制度变迁的四个关键要素,并依赖博弈论工具建立了分析美国湿地保护制度的理论架构。基于这一架构,本文对包括关键利益相关者、政策执行路径、政策工具和管理挑战等内容的美国湿地政策史进行了讨论。对美国湿地保护制度的演化进行了四阶断之划分:“西进运动”与全民开垦（1900年之前）、“水鸟保护”与公众参与（1900-1970年）、核心法律与科学研究（1971-1980年）和完善制度与新的挑战（1980年至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湿地保护制度中,公众是源头、科学是前提、有效的政府管治和将湿地保护的规则和与政策制度化是关键。通过借鉴美国湿地保护制度变迁研究,本文构建了湿地保护制度变迁的“竹节模式”经验性模型,揭示了各动因之间的作用机理。虽然美国湿地保护制度也面临着公众教育、科学定义和政府管辖权等挑战,但中国的湿地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仍可从美国湿地政策执行的历史背景中吸取经验。同时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构也可为自然资源及管理策略的研究提供参考。     

区域创新政策制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区域创新体系的综合系统性,决定了区域创新政策必然是一个政策体系,是由政府制定实施的包括财政、产业、科技、教育、人才、环境等直接和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活动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因此,各地在制定和实施区域创新政策时应遵循综合协调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政策体系科技单一化;遵循差异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体系政策内容趋同化;遵循可操作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政策问题战略化和区域性原则,避免区域创新政策目标国家化。确保区域创新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研发补贴的实施绩效

研发补贴可以撬动更多私人创新,也可能直接替代和减少企业私人研发,这就产生了政策风险。减少这种政策风险成为发挥研发补贴实施效果的关键。本文提出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框架,分析与企业自身特征（规模）相关的政策风险,以及与外部市场竞争相关的政策风险是如何影响研发补贴政策实施绩效的。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验证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以及两者的各种组合对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绩效的调节作用,以识别各种政策风险在哪些条件下会得到缓解。结果发现：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小的行业中,不应资助规模过大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强的产业中,应避免资助规模过小的企业。本文可以为合理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