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维度下的警察权制约

警察权的监督制约,应在宪政的视野下,从整个法权关系的构造维度去探讨。首先,从公共权力的分解与配置的体系化角度,通过层层分权的思路完成对警察权的有效制约。将公共权力分解为国家权力、政党权力和社会权力,警察权属于国家权力,须接受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监督以及具有广泛社会代表性的人民政协监督;国家权力又可再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法院司法权和检察监督权,警察权本质上属于行政权,须接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其次,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主体关系上的构造维度,将一般公民监督和特定公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公民监督体系,并发展舆论监督,促使我国舆论监督与相关权力制约体系形成对接机制。再者,从警察权力的范围限定和程序设计的维度,按照权力法定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给警务活动设立明确的权力界标和严格的游戏规则。     

论法治条件下警察权的合理构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构建。     

法治语境下的警察权内涵解析

现代法治下,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其强制性、服务性、武装性等特点明显,它的权力样态表现为警察职权.人权保障应成为警察权的内在价值理念,它是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根据.警察权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应受到司法权的审查和控制,这是法治的根本要求.检察机关对警察权的监督,应突破原有思维模式的局限,从实体与程序上进行拓展,更好地规范警察权.     

家庭教育的应然和实然

家庭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与其它社会关系相区别,家庭是由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构成的,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亲密的社会关系,所以,在家庭教育中不能不打上这种特殊的人际交往形式的烙     

中国古代刑讯逼供刑事政策之历史镜像——从语境论研究进路展开

刑讯逼供不论是作为一种具体行为,还是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广泛存在。一方面由于刑讯逼供在实现国家治理方面的巨大贡献,一方面又认识到刑讯逼供本身无可避免的负作用,统治者对其采取了法定化且严格限制适用的刑事政策。制度是具体语境的产物,从语境论的分析和研究进路来看,在古代特定情况下这种刑事政策是古人实践智慧的产物,其存在与发展伴随着最大化了的社会效应,因此具有绝对的合理性。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价值之分析

随着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与传统的诉讼机制不同的解纷机制,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全国多个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尝试。如何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阈下,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哲学基础价值、恢复正义价值、诉讼效益价值、刑事政策价值以及社会建设价值。     

刑事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

当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为个人责任模式。在刑事合规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单位犯罪归责模式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不统一、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违反责任自负原则、单位犯罪的认定缺乏规范性标准。其原因是现行单位犯罪制度不适应以预防为主的政策导向、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原则未能摆脱替代责任或转嫁责任的桎梏、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为“自然人→单位”的逆向归责。对此,应当发挥刑事合规作为预防性刑事政策在单位归责中的出罪作用,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特征出发,坚持“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原则,并将单位犯罪归责路径转变为“单位→自然人”的正向归责路径。     

新课改下课堂教学的实然困境和应然对策

新课改倡导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学会"和"乐学"。而现实中学课堂教学中却存在着由"满堂灌"变为"满堂问",由"不发言"变为"乱发言",学生主体性的忽视等实然问题,本文针对课堂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应对策略,期盼有助于点燃师生课堂激情学习的火花。     

刑讯逼供与刑事错案防范浅析

刑讯逼供往往酿铸一切刑事错案,造成对被追诉人的巨大伤害。要防范刑讯逼供,还需要从理念与体制上进行创新,主要包括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理念、确立无罪推定思维、构建"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侦查模式和合理控制侦查权。     

实然与应然：有限性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审视

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否缺乏备受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如果从有限性的视阈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就会得出如下结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人们良好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唯一变量;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作用的边界是明显的,所谓的＂大思想政治教育观＂其实是一个条件限制性命题。有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新检思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一些＂元＂问题,调整定位,重铸基核,夯实根基,惟其如此,才能切实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简论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基于维护自身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人格安全等和人相关的最广泛的人格利益所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一般人格权具有权利主体的普遍性、权利客体的高度概括性、权利内容的不可穷尽性等法律特征.一般人格权制度具有解释具体人格权、产生具体人格权、补充具体人格权等功能.法人不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保护制度只能适用于自然人而不能适用于法人.     

关于中国对沉默权不应再沉默的思考

笔者通过阐述当前在我国将沉默权制度予以立法的迫切性,期待着它能伴随下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同时,就能真正得到实现,为最终完善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起到程序上的保障作用。     

论沉默权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保持沉默不语的权利。沉默权有利于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然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目前尚不具备立即引入沉默权的条件，但从现在开始我国就应该着手创造条件，争取尽早引入沉默权以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     

略论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行为举证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预防和杜绝刑讯逼供犯罪,立法对刑讯逼供应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论刑事诉讼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刑事诉讼权力运行天生具有失控性、扩张性及腐蚀性。如果任其被滥用,公民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利不仅可以被非法限制,就连人的生命也可能被非法剥夺,因此必须加强对刑事诉讼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权力的硬性制度约束过于宽松,结果导致公民权利受侵害严重的现状,有必要对人性进行冷峻再思考,塑造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的刑事诉讼结构,通过制度限制权力,合理配置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加强对公民权利保障,用权利约束权力。     

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长期以来 ,刑讯逼供是一个影响公安队伍建设和严格执法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 ,刑事诉讼法也严禁刑讯逼供 ,但在实践中 ,刑讯逼供在某些地方依然时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包括 :封建专制主义刑事司法传统的影响尚未肃清 ;重打击犯罪 ,轻保障人权的观念根深蒂固 ;对严禁刑讯逼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特权思想严重 ;监督机制的滞后与乏力。强调对刑讯逼供的防范要坚持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方针。     

论刑事警察必备的意志品质

刑事警察是警察序列中的一个单独警种。担负着对刑事案件的侦查破案，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和实施强制性措施，对犯罪现场了进行甚验、搜查、鉴定、讯问、收集证据，执行拘留和逮捕，追查被抢劫、偷窃的财物等任务。其工作性质决定子刑事警察必须具备与侦查工作相匹配的意志品质；意志的自觉性；意志的果断性；意志的自身力和意志的坚持性。     

沉默权:否定之否定后中国的理性抉择

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沉默权的发展道路曲折，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至今已渐趋成熟。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尚未采用沉默权制度。随着诉讼理念和民主进程的发展，中国引进沉默权制度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沉默权应当引进，但应当有限制地引进，不能简单地拿来。在引进的过程中，必须采取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这样才能确保其移植成功。     

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斥法律保留原则、否定司法审查,有侵犯人权、蔑视人性尊严之弊端,应予以彻底检讨与反思;要修正与抛弃不合时宜的落后理论,以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权利,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实施与思考

新刑诉法获得通过并实施后,有关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内容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一些困扰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此次修改仍然存在突破有限而留有遗憾。文章结合律师刑事辩护权实施现状,在分析了辩护权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及扩大律师刑事辩护权,强化辩护律师人权保护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