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与路径

本文从宏观社会历史视角考察"非典"十年以来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和变革,提出风险社会和重建现代性构成了公关事业演进的语境,而互联网时代的对话主义则主导了公关范式。"非典"昭示了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的到来,致力于沟通、共识和信任的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在随后十年获得较大发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在于"对话以重建现代性",尤其是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支配式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维系利益认同、再造意义共同体,成为"非典"至今公关发展的主线和路径。     

建设性新闻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话语空间转向——以新冠肺炎报道为例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如吉登斯所言的“后传统社会”,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关系导致了风险的增长.①社会环境中生态因子的不确定性加大了这种风险的强度,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新冠肺炎给协同社会治理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这次抗疫战争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也是新闻媒体迎来的一场直面问题、回应关切、寻求方法、增强引导、坚定信心、把握方向的战役,考验着媒体能否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作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和协同社会治理的建设性功能.     

危机事件中政府公关传播研究

政府危机传播管理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政府在危机时期对危机信息的传播与控制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与监督等作用。我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中,逐渐加深了对危机管理的认识,这也成为众多学者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研究的热门方向。     

地方政务微博网络舆论引导力研究

风险社会的理论奠基人乌尔里希·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社会巨变所带来的现代性将社会风险大大放大。现代性亦指新的网络环境。网络提高了信息传达的便捷性,同时也增加了由信息混乱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政务微博的出现为政府舆论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加强政务微博建设,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共识。本文通过相应案例,分析政务微博目前运行状况,探讨提升政务微博网络舆论引导力的对策。     

话说处境

进入出版这一行以来,最得感触的,是处境问题.首先是大时代的处境.我们这一群,从小到大,接受的仍是应试教育思想模式的灌输,却在今天承受着社会变革深化过程中的转型冲击--这便是我们和八十年代新生代处境意识的最大不同.这个社会与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闯荡天地里,既包含了矛盾激荡中的新鲜动能,也蕴涵着未知事物的风险与危机.身处出版业界,这种风险已丝丝渗入大至出版体制、运作机制,小至出版社各个层面管理与运作环节中.虽然在新旧体制交替中,这种种风险危机目前尚掩盖在事业单位性质的外衣下,未令人充分意识到一种风雨满楼的忧患,但相信,在大时代背景下,与我有相似经历的青年编辑都有几乎同样的感触.     

网络编辑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

进入全球化的风险语境中,21世纪的中国因为迅猛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然而伴随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自然的、人为的灾难和危机事件也使中国步入"高风险社会".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及时性及交互性一方面有助于增强风险的认知与沟通,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风险传播的概率.     

危机传播中的媒体应变角色

"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早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即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流露出对社会风险性的担忧。近年来,我国的公共安全事件高密度出现,风险社会吹响了尖锐的号角。在这个危机传播语境中,媒体如何应变?如何在事件的不同阶段充当一个合适的角色?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危机传播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具有前期预测、中期处理以及后期完善、反思等多个环节,且不同危机个体事件也可能会遥相呼应,前一事件的后期反思可以成为后一事件的前期预测,彼此之间形成看似分离、实则缠绕的风险社会网络。     

国有企业舆情风险与危机传播管理体系研究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既要承担来自外部社会的诸多风险,自身也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舆情风险来源。本文基于对某大型国有企业舆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总结归纳了当前国有企业的舆情风险特点、风险类型以及舆情管理的现状和不足,提出国有企业危机传播管理体系的模型建构方案和运行法则。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传媒——第十一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综述

本文通过对第十一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的文献分析,从现代性语境下的新闻专业理念、新闻教育、传播风险、新媒体研究、视觉传播、国家形象、传播历史等方面综述了年会的主要研究进展。文章认为,本次年会的从多个方面剖析了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话题,为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传媒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了思路。     

教育的现代性——读《现代教育论》

正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概念一样,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现代性”(modernity)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现代化指的是动态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是指静态的特征,它们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反映了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和一般性质。近年来,随着我国向现代     

危机传播:无需逃避的现代性“陷阱”

我们已经身处"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的风险"。新媒体的普及和蔓延更增添了危机传播发生的机会,而媒介融合则将这一局面搅动得更为复杂和多变,许多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经验和观念遭遇空前的困难。当"危机传播"遭遇"媒介融合",我们需要全方位地重新思考"危机传播管理"这一命题。从本期开始,本刊邀请两位理论和实践兼具的青年学者王朋进和来向武,就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危机传播管理"从理念到操作的层面进行探讨。     

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

后工业化时代,人类不仅进入了网络时代,也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对危机事件的网络新闻报道展开研究也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网络上的危机新闻报道在求真、求快的前提下,还应该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从"现代性"视角看"图书馆精神"的迷失与重建

从"现代性"视角看"图书馆精神"的迷失与重建,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很好的现实意义.从4个部分对图书馆的"现代性"问题导致的"现代性"危机做深入的分析,即:哲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使图书馆学研究得到有益的启发;图书馆"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寻求和落实深刻性;新时期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突显"现代性"危机;图书馆"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之道.     

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应对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对社会风险的感应往往是最直接、敏感的。在如今的网络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多头并进。形成了三维一体的传播“立交桥”。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信息主体就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这就更增加了风险传播的变数。风险社会与新媒体的双重因素加剧了舆论的震荡,大大增加了舆论控制的难度。风险本身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往往是被舆论风险放大或者扭曲的风险。     

智媒时代算法推荐的社会风险与协同治理北大核心

智媒时代的算法推荐技术有效解决了既往传播环境下的信息超载性危机,极大提升了信息生产、分发和管理的工作效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算法推荐语境下信息内容野蛮生长、信息传播自我封闭以及暗箱操作的潜在风险,容易引发价值观导向错乱、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算法垄断与算法歧视等诸多社会风险。为此,从加强政治引领、实施分级管理、强化协同治理和推动公开透明等维度,提出会同多方建立、健全智媒时代的算法推荐监管体系与协同治理策略。     

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和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媒介化社会对危机传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风险的媒介化迁移,二是媒介化风险的形成。现代社会风险的媒介化在媒介化的社会,大众媒介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和认知参照。从另一个角度说,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生活的展示平台。而风险和危机同样也成为展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线索、知识背景以及参考框架。     

危机报道中的媒体定位

近年来,我国社会问题与自然灾害频发,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媒体如何报道危机事件,如何定位,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呈递增趋势.作为"社会雷达"的媒体,对于风险传播有了更深远的责任和意义.他们所担任的角色既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危机事件发生前的预警者、危机发生后的指导者.媒体在应对危机事件时准确的角色定位非常重要.     

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的多维理论视角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是目前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全面提升新闻发布绩效的重要环节.西方学者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沟通、危机传播与政府危机公关、政府绩效评估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思路和理论框架.不同的理论架构相对于现实操作层面而言分别具有不同的关切点,风险社会与风险沟通理论着重于突发事件发生前的预警、预防与应对准备,危机传播与政府危机公关理论着重于事件进程中的危机应对与处置,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着重于事件结束后的恢复与学习效能.三个层面的相关理论共同为建构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导引.     

风险社会下传媒功能的扩展与深化

传媒功能随着不同的社会语境而改变。当前,传媒面临着风险社会和新媒体两种语境,这两种社会语境带来社会的媒介化,风险事件成为媒介化事件。在媒介化社会中,传媒发挥功能时可能增加风险,也可能降低风险。政府和公众对传媒有着不同的期许,传媒功能的扩展与深化有着不同的限度。传媒功能的扩展与深化以专业标准为限度就能兼顾政府的工具限度和公众的需求限度,提升媒介素养,促进社会和谐。     

在“虚无”与“开花”的辩证张力中

《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试图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脉络中,叩问当代诗的活力和危机,并将“开花”代表的新浪漫主义,看作回应虚无主义文化危机的途径。换个角度看,“开花”和“虚无”可能是现代性的两面,用“开花”来克服“虚无”,意味着现代性问题要在现代性的逻辑内部来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是挑战性所在。以“虚无与开花”而非“从虚无到开花”为标题,或许恰好显现了对这一内在悖论的理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