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作为方法”的《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的变迁》在中国并未受到如《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那样的重视,在日本却形成了"《李家庄的变迁》热"。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并以其为"方法",倡导了日本的国民文学,批判了日本的近代主义,从而为日本的主体性重构提出建设性方案。     

“竹内好”之于“我们”——读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

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中写到：“所谓文学的衰退,客观地加以说明,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性的构造。今日的世界与其说是文学化的,不如说是哲学化的。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大东亚战争。”竹内好并非在谈论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在他那里,“文学”实际上代表了他把握世界的方式。终其一生,他都在探寻如何把世界由“哲学”性的结构转化为“文学”性的结构。这么说,首先可能引发问题就是：何为哲学？何为文学？     

赵树理的乌托邦化乡村内部叙事与竹内好的判断——以《三里湾》为例

在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体系中,赵树理文学有着独特价值,是与启蒙派相异的文学系统,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良因素。赵树理对中国乡村有着前瞻性的思考,完成了对启蒙话语的超越,形成了“乡村进化”式的文学乌托邦,在叙事上的重要表现为独一无二的乡村内部叙事视点的确立,达到了竹内好所说的对现代文学及古典文学的双重超越。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赵树理小说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致力于大众与民间的文化建构，表现了明显的怨恨体验，这至少包括对农民与对恶势力以及对时弊的三重怨恨。     

竹内好之于“我们”的“另一面”——与王大可先生商榷

《现代中文学刊》创刊号刊登了王大可先生讨论竹内好思想的《“竹内好”之于“我们”》。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竹内好的意义”,距今已多年了,能够看到有人在国内的“热潮”退去后继续思考,是令人欣喜的。然而,王文似乎更在意竹内好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因此甚至将竹内好打上了引号。在王文看来,竹内好的重要性在于,     

浅谈赵树理小说的“阿题”意识

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赵树理,他的成功不在于一般意义上“发现”农民和农村,而在于成功地把农民日常琐事糅合到“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火种中。赵树理敏锐地关注农民的“国民性”改造,从高处也可以从农民的生活体会中切实地抓住现实问题,反映出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有效地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启蒙农民,实现农民忠实代言人的职责。     

“大时代”的个人话语——论解放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解放后的赵树理依然坚守“问题小说”的创作理念,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不合时宜的问题意识自然被“大时代”冷落与抛弃,并使赵树理成为“大时代”的旁观者,也使其创作心态失衡,不时流露出偏激、消极甚至虚无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赵树理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衡量政治的正确性与否,千方百计地维护农民利益;此外,解放后的赵树理在叙述策略、叙述视角以及叙述话语等诸多方面始终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里,其小说在话语形态、人物形象、美学观念等方面自成一格与“大时代”相去甚远。     

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自《诗经》始,中国文学素有"兴农"、"乐农"、"悯农"的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描写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文学在表现农民苦难、农村凋敝、乡村批判、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农民进城等五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创作的个性特征可以得到清晰的体认:始终立足于黄土地,与农村、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命运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表明了国民性批判线索的历史性超越;执著地追求乡野风格,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趣味。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到文体形式、审美风格整体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二流子”及其改造的文学书写——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二流子"作为边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其实由来已久,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作家,作品多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小说中塑造了多个"二流子"形象。游民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与土地的私有与买卖有一定的关系,小农经济的社会模式、宗族组织、会党的存在都是它形成的因素。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二流子"的说法出现,经过规劝教育,"二流子"们得到了改造。赵树理关于"二流子"沦落成因的挖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对农村问题的暴露和新的改革经验的探索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文学化借鉴。此外,赵树理关于"二流子"及其改造的文学书写具有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小说研究的新拓展——评朱庆华《赵树理小说新论》

朱庆华先生新著《赵树理小说新论》是一部新论迭出的著作,尤其是其中的传播学视角、关于赵树理“清官”断案模式的分析、纵横坐标轴上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的分析、关于“赵树理现象”的反思等,在赵树理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并给当代文坛极为有益的启示。     

作为农民写作——试论赵树理的写作立场

在20世纪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同二三十年代其他表现农民的作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写作立场的不同。后者是“为农民写作”，前者是“作为农民写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家庭出身与社会生活经历；（2）创作前预设的特定读者群以及传统的文学观念。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结局；（2）土味十足的语言形态。     

疾病隐喻——论史铁生小说的“残疾”书写

残疾是史铁生小说一个无法绕过的主题。他将残疾比喻为一种局限,并将很多疾病的致病因素指向文革。作者内心荒凉的碎片化作絮絮叨叨的残疾书写。"残疾"在史铁生文本中充满隐喻意味,通过不断地书写以探寻个体精神上的解脱。史铁生为"残疾"开出了治疗之方,并试图建构残疾人世界是由爱和宽容构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将生命当作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实现了集体和个人的残疾超越。     

从精神分析学视角探讨路遥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

以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主要人物和主题思想为例,紧密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从现代精神分析学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认为其作品陷入了某种失败,而这样的失败又在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由此,我们获得了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边缘化的某些原因。     

一种后现代:语言寓言--兼论东西的小说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是三种重要的文学形态。现实主义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状态，表现社会的共同性；现代主义关注的是人的内心状态，表现人的共同性；后现代关注的是人的文化状态，表现文化的差异性。陌生化的语言既是后现代文学的形式，也是后现代文学的内涵，东西的小说由于具有对后现代精神深刻独特的理解而被认为是后现代时代的语言寓言。     

左翼文学视野中的梁羽生武侠小说创作

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其创作明显地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其以人民性为本位的侠义观、承担政治重任的女性形象,以及将历史理想化的浪漫风格上。这也正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独特性所在。不过,虽然深受左翼文学影响,但他的武侠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而是有着更多元化的思考与表现。对此展开剖析可使人获得对梁羽生武侠小说更真切的认识,并由此反思文学批评中因思考的模式化而造成的偏见。     

新意恢宏的艺术结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长篇小说探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长篇小说艺术结构新意恢宏、立体多维.其艺术结构一般呈两种形式:设置宏大的小说结构体系,在其中展开不同时空的大小故事;小说的现实叙述空间与心理叙述空间巧妙融合,构成复合式的叙述艺术结构.小说艺术结构的这些变化,扩大了小说的容量,增强了小说的结构美感和情节的吸引力,强化了小说的哲理性与心理性,显示出优越的艺术效果.     

真纯依旧--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都市小说创作一种

随着现代文明的加速建构,九十年代的都市出现了“情感沙漠化”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张欣和张抗抗等 —部分女作家,用真纯的情爱乌托邦演绎她们拯救城市情感和精神的努力。 《城市爱情》和《情爱画廊》是女作家 们纯情写作的典范,以其为例具体分析这种写作倾向出现的背景、原因以及情感特质,无疑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纯诗化写作“与中国新诗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新解——以《示众》为主要视点

在《呐喊》和《彷徨》中,特别是《示众》,鲁迅确实是从启蒙主义角度来写“看客”的。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都是以无名“庸众”的形象出现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鲁迅眼中的“看客”形象到底是文学想象还是一种理性分析？如果是文学想象,那么．它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的启蒙预设关系到底有多大？不论是从往昔的历史事实判断还是从后来的社会实践的验证．所谓五四的“启蒙”的辉煌成就．那都是一种知识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的神话!鲁迅本人也是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和阐释者之一。     

现代写作学理论的建构者－裴显生对写作学的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始建立写作学的学术潮流中，裴显生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所主持编写的几部写作学论著，分别为基础写作理论，实用写作理论和公文官作理论创立了全新的框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