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史记》“用间”记载的比较研究

“用间”在《史记》关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战争记载中多处出现。通过最早的“用间”理论作品《孙子兵法·用间篇》对《史记》“用间”策略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司马迁的记载以“内间”为主,辅之以“死间”“反间”“生间”,同时还存在无法分类的部分。这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用间”实践与孙子“用间”理论之间有所区别。其中,《史记》记载战事中的“反间”内涵扩大化了,实际上类似于孙子所言“乡间、内间、反间”的结合体。这导致后世学者在解释“反间”时,常将《史记》具体记载作为《孙子兵法》“反间”的注解,但两者实际存在不同。“用间”的理论与记载是从春秋至秦汉军事理论与兵学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反映。     

解读管子治国“五能”

史书记载鲍叔牙以管仲有治国“五能”为由,力荐其为齐国执政。这“五能”为：“宽惠爱民”、“治国不失秉”、“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介胄执袍,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这“五能”在《管子》、《国语》和《左传》所记载的管仲治齐方略和治国理念中均有所表现,其中蕴涵着可资今人借鉴的丰富思想资源。     

“適戍”溯源

贾谊的《过秦论》中有一句话,“適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適戍”的含义,课本注解为:被征发戍守边疆。这样解释比较笼统,没有把“適”的意思解释清楚。笔者不揣浅陋,略陈拙见。“適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如下记载:“三十六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以適遣戍。”“以適遣戍”的说法后来就概括为“適戍”。有关“適戍”的具体情况,《汉书·晁错传》记载了     

中国古代的光学知识(初二)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记载了丰富的光学知识,现以《墨经》和《梦溪笔谈》为例作一简单的介绍. 1.《墨经》《墨经》中关于光学的文字记载有八条:论针孔成像的一条,论投影的四条,论镜像的三条,其中论球面镜成像的两条. 论凹面镜经:“鉴低,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说:“鉴中之内:鉴者近中,则所鉴大,     

商郊何处寻“牧野”?

《中国历史》(一册)“奴隶制的鼎盛时期——西周”一课指出:“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进攻。双方在牧野大战。”据其文意,这里的“牧野”是一个地名专称,查《辞海》历史分册有“牧野”和“牧野之战”两条,也认为“牧野”是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诗经词     

乾隆朝《内起居注》探微

清代《内起居注》作为清宫秘档,源自明代旧制,发轫于康熙年间,成熟于乾隆初年。《内起居注》记载了清代皇帝的内宫生活轨迹,由懋勤殿太监以奏事处“小折”为据撰成,不仅是《起居注》的史源蓝本,更是当时人所记之当时事、本朝人所修之本朝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应当予以重视。     

论辞赋文学中的梦赋

文学纪梦的历史记载很早,《诗经》、《左传》、《庄子》、《列子》等古籍作品中皆有梦象可寻,但以“梦”名篇,则开始于“赋”。《历代赋汇》收录一系列梦赋作品,从标题形式来看,这些作品可以区别为“梦题赋”与“题外梦赋”两种。从内容看,或透过仙境游幻以“仙释”,或藉题抒发“情感”。     

战国两汉“倭”义变迁略考

作为最早记载“倭”的古籍,《山海经》《论衡》《汉书》的相关记载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是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考察其中“倭”的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公案小说演变略考

一、公案小说的概念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宋代以前还未发现有“说公案”或“公案小说”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宋人“说话”的名目中。成书于宋元时期、记载当时“说公案”情况的书籍今天保存下来的有三部：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梁录》以及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如下：“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释“妪”——《世说新语》释词之一

《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邀游,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这个故事,在晋代裴启的《语林》中已有记载: “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群妪以果掷之,常盈车。”(据《初学记》卷十九“美丈夫第一”引)[注]《语林》和《世说》中的群妪,是指一群妇女,并非专指一群老太婆。为了求得这两     

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

唐末诗人周繇为“咸通十哲”之一,《全唐诗》卷六三五存其诗一卷。但前代文献中关于周繇生平的记载颇有相互抵牾之处,《全唐诗·周繇集》中诗是否均为周繇所作,亦甚可疑。今考,有关记载实将元繇与周繇混为一人,《周繇集》中诗亦当分属二人,试申其说,以就正于方家。 一、周繇生平考略     

释“击壤”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 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晋·皇甫《帝王世纪》 在我国上古文献中,屡有“尧民击壤”的记载,历代书籍转述不绝,诗文则更多征引。清人沈德潜所编《古诗源》、赫然将《击壤歌》列于卷首,视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的一首诗。 那么,“击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壤”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汉·刘熙《释名》只是笼统的说,击壤是“古老之戏也”。最先把这个问题讲清的则是邯郸淳。《太平御览》七五五卷引述魏·邯郸淳《艺经》曰:“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看来这种游戏的主要特征是:     

说文谈史

孟姜女不姓“孟”孟姜女的原型出自于史籍《左传》。《左传》中记载,齐国有个叫杞梁的人,在攻打莒国时战死,“齐侯归,遇杞梁之毒于郊,使吊之”。由此可见,孟姜女本来没有姓名,而且与长城没有关系。汉代的《说苑》一书,在此记载基础上加上了“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阤(塌下)而隅(墙角)寿之崩”。汉代的《列女传》和《闺苑》等书中均记有此事。“孟姜女”之名最早见于敦煌石窟后室残卷中的一     

司马相如之沾溉滇文人探考

传世典籍对蜀地发达纺织业的记载与滇地出土器物对大型纺织场面的显示,大大增强了《西京杂记》所记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作比,晓谕盛览作赋之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再加之《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引据有征”,以及《史记》曾有对司马相如作桥于孙水的记载,张叔至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之事也是大体可信的。由此,司马相如于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是有桥接之力的。     

"龙门赤河"考

《竹书纪年》一书曾两次记载了“龙门赤河”现象。一曰:“晋昭公元年(前531),河水赤于龙门三里。”一曰:“梁惠成王四年(前366),河水赤于龙门三日。”《水经·河水注》对此曾予引述。除此之外,《通鉴外纪》也有“周定王十二年(前457,晋出公十八年),晋河水赤三日”的记载。那么“龙门赤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古代许多史籍都十分重视各种自然灾异现象的记载,《竹书纪年》中亦随处可见。例如“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华。”“定公六年,汉不见于天。”“定公十八年,青虹现。”“定公二十年,洛绝于周。”“惠成王七年,地忽长十丈有余,高尺…     

屈原作《天问》于益阳之桃花江考辩

《天问》作于何时何地,至今仍是千古之谜。若将《天问序》与同治《益阳县志》：“相传屈原作《天问》于益阳之桃花江”的记载加以比较,就可发现上述记载显然来自沅湘之间的民间传说。屈原的“放流”,应是身负朝廷使命,执行游说“湘西之濮”诸部族等“蛮方”方国同心同德抗敌救国的使命。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中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买。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考

自从《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记载了宓给王商的一封信后,司马相如的生平中便多了一个“东受七经”的故事。这封信作如是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按,即《汉书·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继之,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便以“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注释司马相如本传中“相如既学”一句。于是,相如于入朝为郎前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的说法便出现了。但是,这个说法与《汉书》的相关记载发生了种种矛盾。     

神臂弓创制人考

从史源学角度考证,史籍中有明文记载的第一个制作“神臂弓”的人是党项李宏而不是李定.“李宏”说出自《宋会要》,该书是“神臂弓”一事记载的总源头,具有原始性、可靠性,其余诸书记载莫不或多或少取材于此.“李定”说出自《梦溪笔谈》,是沈括的误记.观宋代诸种官私记载,多持“李宏”说,唯有《事物纪原》一书引用《梦溪笔谈》“李定”说,也反映出当时宋人的态度:“李定”当为“李宏”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