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现代考古学规范的建立——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发掘为例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不单纯是一个考古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史语所学人通过推动立法、制度建设、自我规范、民众教育等措施化解了中央学术机关与地方的矛盾,并以此为契机,通过考古工作规范的建立和外部环境的塑造,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对其后的田野考古产生了深远影响.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党明德在《龙山文化的发掘和两汉济南城的西迁》一文中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有两个意义,一是在理论上,它的发掘发现了城子崖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的继承关系,大致理清了中国文化自有的系统和来源,从此宣告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破产;二是在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掘中,摸索出了一套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彻底改变了一向由外国学者控制考古的局面,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石器时代的一般特征——读“考古学通论”扎记

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阿尔茨霍夫的"考古学通论",用丰富的资料,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充分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虽然取材以苏联境内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为限,但对我国整理考古资料有很重要意义,对我们多所启发.我们知道:在发展的母系氏族制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在世界各地有着更大的共同点.由于没有文献史料,在原始历史分期中,考古学上的指标应尽可能起重要的作用.因而我把该书上石器时代的一般特征整理出来,作为学习中国古史的参考.这是一个学习笔记.     

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安阳小屯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这一领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从甲骨、墓葬和城址入手,侧重于同文献学和编年学密切相关的年代学以及史实考证,并根据苏联的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     

新论摘编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     

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外，在研究上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尤以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和董作宾所著《殷历谱》最为出色，成为困难时期学术界的典范之作。     

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生成环境论析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刺激下,近代考古学因特殊的实证作用被推到了中国文明探源的最前沿,成为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唯一承载工具。然而,由于新的考古学观念与中国本土文化观念相凿枘,社会对新的考古方法认可度普遍较低。加上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考古工作环境恶劣等,又严重掣肘了近代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重托下的掣肘构成了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生成的特殊环境。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世纪之交中国古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侧记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清末桐城学派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 ,在漫长的学术探索和实践过程中 ,兼收并蓄 ,建立起了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 ,并由此奠定了他在 2 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回顾和总结 2 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 ,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 ,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2 0世纪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然目前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 :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态度 ,治史方法过于单一 ,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等。2 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会呈现出如是发展大势 :微观研究将受到普遍重视 ;重视学科间的联系 ,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 ;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

梁启超,梁思永父子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梁启超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方面具有开拓之功,并且关注田野发掘。梁思永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有推进作用,尤其在龙山文化、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的撰写上卓有建树。梁氏父子薪火相传,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发达的基础。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国时期考古学界的新与旧

民国时期是中国考古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特殊时期,有着金石学根底的本土学者与有着留学背景的新型考古学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学术承续,又有明显不同的学术取向,构成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新旧并存的一个独特阶段。     

商代社会性质研究之我见

自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卜辞发掘以来的一个世纪里，随着史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商代社会性质逐步成为先秦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商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先秦史发展的规律，了解民族化源流传承都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同时它将极大有助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最终圆满解决。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世纪之交中国古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侧记

名历史学家徐中舒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清末桐城学派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在漫长的学术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兼收并蓄，建立起了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20世纪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然目前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态度，治史方法过于单一，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等。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会呈现出如是发展大势：微观研究将受到普遍重视；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因乘赤浮灵海遂驾玄虬探翠微——赵锡元教授与先秦史研究

著名先秦史专家赵锡元教授在几十年从事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加强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的学术修养,他的学术之路可分为三个阶段:1951年-1962年为学术起步阶段;1963年-1976年为学术沉淀阶段;1977年-1993年为学术飞跃期.赵锡元先生在古史研究方面的学术造诣主要体现在:始终注重点与面的结合;始终贯彻理论与现实的联系;遵循多重证史的研究路数.     

留学生与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西方近代学科中比较有影响的考古学知识在20世纪初也被引进中国.有着特殊学术背景的留学生群体凭借语言优势,通过翻译西方考古学专业的书籍、文章等向中国输入西方考古学知识,尝试改造中国原有的金石学学术观念,一度成为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主体.以"五四"为界,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主体和局面有所不同,早期传播主体为留日生,主要以日本为中介大量转译西方考古学知识;"五四"后赴欧美留学生加入传播队伍并迅速成为传播主流,一些西方考古学专著和观念开始直接被引进中国.留学生的传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考古学学科的了解,为中国考古学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影像史学与中国教育史研究——以教育影像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影像史学是史学发展的新动态。从影像史学的学术背景、学术主张和学术价值来看,将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教育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思路的扩展和教育史学科地位的提升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以影像为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尝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显不足。以教育纪录片为例,视觉史料、听觉史料和档案史料,对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都有着重要价值。因此,不仅要认识到历史影像在史料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要充分发挥影像史学的理论价值,积极推进教育史研究的发展。     

殷墟出土乐器研究述评

殷墟自发掘以来,出土了很多乐器。但是,目前尚没有针对殷墟出土乐器的专门研究,本文在对目前相关殷墟出土乐器的研究成果从考古学和音乐学两个方面进行较为全面地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对殷墟出土乐器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尚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期更多的学者对殷墟出土乐器进行研究,从而推动对晚商乃至商代音乐文化的深入研究。     

殷墟的古地理环境

第四纪地质学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安阳市政建设取得了大量的地质资料,结合殷墟考古资料,可恢复殷墟时期的古地貌,探索当时的古地理环境,为研究殷墟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开拓了新的思路。     

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

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对古书进行了第一次大反思,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古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向与副作用。李学勤倡导"走出疑古时代"旨在走出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并非全面否定疑古,更不是打倒"科学怀疑"精神,而是对古书开展的第二次大反思,使考古材料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以正确客观地"释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率先开始了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李济提出"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为中国学术史重写提供了难得机遇。在21世纪,从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高度,重写中国学术史不但变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重写学术史应该包括续写和新写20世纪的学术史,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重新加以解释和总结。面对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重写学术史时机业已成熟。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作为古史重建的典型,以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卓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清华简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属于目前重大的发现。它给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及时代动因

李安宅的学术兼涉多种学科和领域,其学术路数及趣味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侧重,其学术转型与时代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从其关注时代来看,是由古及今;从其学术视野来看,是自西徂东;从其研究区域来看,是从北到南;从其学术旨趣来看,是由虚入实。1949年后,李安宅的学术生命就基本终结,这与他所处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