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原住民族文化振兴运动重点是"还我土地"、"还我姓氏",那么到了新世纪,则进一步深化到"还我话语权力"、"还我书写主体"。这阶段原住民文学创作特色是:不再是由汉族作家代言,而是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作家用独特的族群发声,摆脱了以往"代言"的被动局面。浦忠成的专著《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则是新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收获。     

理想青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精彩书摘"80后",我们的路文/郑小驴做编辑之后,我想的最多的是,我们这代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文学。显然,青春文学作为开路先锋,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已经到了日暮西山之时。如果一个成熟的青年作家,三十而立还在关注着青春校园爱情迷恋等,那他作为一个作家,肯定是个伪命题。同样,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应该将视野停留在几年或十年前的"新概念"、"萌芽"等身上。新人持续不断地冒出来,他们严肃的写作姿态与自觉的文学素养修炼,正在汇集着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势必在未来几年     

阎连科：最重要的是“我以为”

“我以为”其实是作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说19世纪的文学是非常好的,它甚至可能是世界文学发展到达的抛物线高峰。但仔细看19世纪文学,你会发现它虽然好,但是也是非常单调的。因为这时期的作家,包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他们的小说其实全部都是在塑造一个人物。     

文学现场与文学记忆——析台湾文化创意文本《我在我不在的地方》

本文以台湾文讯杂志社编辑制作的《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学现场踏查记》的文化创意为分析对象,将之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行为,说明对文学生产处所的考察探寻和意义阐发的行为大有助于人们对文学发生、作家成长、文学场域形成的深层理解;同时这一行为也拓展和丰富了文学现象研究的视野和表现方式。文学现场的踏查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之一,其存储和累积的方式具有"多媒体性"和流动性,表现出代际差异和意义增补的特征。它与文学地形变迁联系在一起,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学叙事形态,丰富和补充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论述。     

"大师事件"余论

文学似乎进入了"非经典时代",重目标、轻意义,重销路、轻经典,畅销就是现代经典,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面是当代中国文坛形成了不同特点的作家群落,具备了和历史、和现实、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对话的自信和智慧。     

21世纪:贵州文学的再觉醒

上世纪末,一批年轻的贵州作家,成为贵州文学重新崛起的主力.进入新世纪后,他们更成了贵州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新近贵州作家的涌现,源于文学意识的现代性觉醒,他们终于明白了"小说可以不那么写,小说可以这么写"的道理.他们很快写出了一批"跟从前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成为新世纪贵州文学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文学终结了吗——围绕希利斯·米勒的四篇文章

J.希利斯.米勒在他所陆续发表的四篇文章中虽然其观点从过去认为"文学及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终结于现在"转变为"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但其论述依然没有摆脱其"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和技术决定论这两个核心观点的规约,因此,他的推导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而这往往正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事实上,电子媒介的确促使文学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变,但是这和文学存亡与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文学的存在发展决定于人与文学之间的根本性关系断绝与否。     

周立波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和进步文学阵营在民族危机时期文艺论争。"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把"国防文学"诬指为"投降主义路线",口号之争变成了政治迫害。周扬和周立波,这两个出生于湖南益阳的现代作家,一个是首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个是最早响应,并发表多篇文章全面阐述这个口号的作家,周立波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廓清了一些左翼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偏颇,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推广,为文学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际发挥更大作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文字,悟性與韵味

这几篇文字,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学生"作文",而是"散文",是具有较好的文学才情的"文学作品"。作者有很好的悟性与潜力,文字的功力与韵味,类乎张爱玲、类乎王安忆,也让我想到近几年来引人注目的香港作家葛亮。对于时间、往昔与生命的敏感与伤怀,也与他们一脉相承。相信通过努力,作者会在文学上学有所成。《若非执著》,说的是"执著",这样的题目,需要列举,需要辩证,很容易落入议论文的套路,但在作者,却以散文化的笔调,轻松     

“深刻”不该是教育的唯一尺度

最近和学生一起读《青铜葵花》,读到作者曹文轩在序言中的几段话。他说,长期以来,评判文学的标准是西方的所谓"深刻",而且这"深刻"似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但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是"意境"、"情趣"、"智慧"、"格调"、"滋味"、"微妙"……曹文轩很激愤甚至有些极端地写道:"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对此,我基本上是认同的。只是我没他那么极端。我认为,     

生存还是死亡——质疑“文学终结论”兼“文学边缘论”

"文学终结论"者以传统文学及其理论作为一个终极的"元",抽空"文学"这一范畴的真实所指,用前现代性的反思宣判了文学的终结。但是,以现代性反思来质疑这一反思本身,就会发现,"文学终结论"及与其相关的"文学边缘论"都是假命题。     

论萧红的卓越成就与东北文学的蓬勃发展

在抗日题材、乡土题材和两性题材上,萧红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东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以纵深的"历史意识"超越了"当代意识",提升了整个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品质,为东北文学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莫言现象面面观

莫言在创作中并没有回避政治,因为政治是老百姓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莫言一直宣称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不管他这种文学宣言是否真的百分百地做到了,但有了这种文学理念的作家肯定无法不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     

澳大利亚文学传统探微——半个世纪前澳洲小说回眸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常常连篇累牍地讨论该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虽然定义颇多,往往莫衷一是,但是都包含着文化遗产中的社会态度。可以说传统就是澳大利亚社会中文化价值和社会态度以及作家和作品的延续,也包括用传统高度认同文学内涵,以此来肯定那些颂扬澳大利亚人精神的作家。这就意味着文学评论的标准可以轻而易举变成作家提取素材的能力,这在作家们描绘自我形象时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半个世纪前澳大利亚小说的主要文学作品,分析、探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的传统。     

新浪漫派文学的浪漫特征

新浪漫派文学是一个曾在文学史上轰动一时而同时对研究又比较薄弱的文学流派,把它称作"流派"有很多研究者并不支持,因为浪漫派的作家很少,很多研究者不认为它属于一个流派。每一位作家的说法都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它属于"后期浪漫派",有些学者认为它属于"后期现代派",还有些研究者认为它属于"新浪漫派"等说法不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訏和无名氏这两位浪漫派作家用他们的思考和实践伸展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空间和发展方向,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篇文章就是在讨论"新浪漫派"时期文学作品的浪漫特征。     

论“寻根文学”中的意识流技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中国文学兴起了一波对意识流的接受热潮。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作家都对意识流这个"舶来品"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接受。很多具有不同创作思想的作家都开始尝试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写作。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家对意识流的接受并不是全盘的"拿来主义",而是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并运用意识流这一新颖的写作技巧来进行自我的"文化寻根"。     

早年莫言的读书故事

正我也曾经体验过读书的乐趣,那是我童年的时候。书很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家长反对我读这些没用的"闲书",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我躲起来,不顾后果,用最快的速度阅读,匆匆忙忙,充满犯罪般的感觉,既紧张又刺激。——莫言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先当读者再成为作家。作家莫言在青少年时期酷爱读书,虽然条件艰苦,但他总能想方设法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最终使他成     

论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学观念的变革不可能是一种单方面的简单的行动,它总是与多方面的复杂的文学实践活动紧密相伴随的。在开放的文学市场中,作家们创作的旗帜林立,经过聚合分离,形成不同的文学概念,它们正好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本质上体现着当代文学观念的嬗变。     

叶圣陶发现巴金

“……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 这是巴金老在1981年7月25日《致（十月）》的“随想录”中写下的话。     

《艳阳天》:历史"当下"的主体性文学想象

《艳阳天》是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唯一的一个作为"这一个"的作家浩然的代表作,以往的文章对其解读多是以"以左反左"的惯性化价值判断,认为它是图解政策、歪曲现实的应景之作,本文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传统知人论世的方式,分析作为"这一个"的个体浩然在其所处时代的现代性追求的当下性中,如何以自己执著的文学想象,构筑饱含个人独特体验、时代激情的意蕴化文学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