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 ,而且还是历史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本文从历史教育的目的观、内容观、历史教材的编纂和历史教学方法四个方面 ,对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改革思想进行了探讨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试论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以社会进化论、因果律、民族竞争为主旨的国史和文明史的新史学思潮已成主流,推动了学界以新史学为指导编纂历史教科书的热潮。加之时势的刺激、     

“增其新而不变旧”:转型时期的历史书写——以章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国新史学最初的实践形式,体现了新史学发轫之初历史书写"增其新而不变旧"的特征。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章节体、历史分期等新式编纂方式,注重文明史,显示了新史学的影响;但传统的夷夏民族观、帝王家谱式的政治史等叙述方式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史学成为新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资源。对新史学的研究,既要注意到其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也要注意到其对传统史学的继承。     

清史编纂成果发掘的有益尝试

易代修史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在清史研究大题之下的清代通史编纂研究,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参与其间,成果众多.结合当前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整理和研究清代通史编纂的百年历程及其成果,寻求规律并总结经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要做好此项工作,除了重视资料的积累外,还应把撰写一部清史编纂史述略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新史学”理论及其历史书写——留日生汪荣宝史学成就论析

汪荣宝是新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发表了《史学概论》,对史学的性质、定义、特点和方法进行了阐释。此外,他还运用新的史学理念和史料来进行史学研究,发表史传文章;任教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期间,编写了清史讲义。他的著述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关怀,显示出扎实的旧学功底和以史为鉴的治学旨趣。他的史学活动及成就,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新史学"阶段中国史学的状况。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①。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３０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     

萧一山与《清史大纲》

《清史大纲》作为《清代通史》的简编于1944年出版,其后为准确地反映著作内容并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先后经历了两次更名和一次改编。在编纂上,《清史大纲》详近略远,详于政治而略于经济文化,并以"民族革命"作为以一贯之的基本线索。在学术价值上,《清史大纲》是抗战前后较有影响的一本史学著作,虽然存在较多缺陷,但其近代史分期方法、强烈的现实意识等对当前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尼克松研究与美国新史学

尼克松研究的发展 ,是美国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融合的典型 ,不仅有大量叙事体传记和传统学术研究成果 ,而且新史学的各种方法都得到应用。这些研究不仅考察尼克松的内政和外交的具体政策 ,而且分析他的人格和道德因素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更新研究方法 ,扩大研究领域 ,拓展思维空间 ,有很多启示     

试论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以社会进化论、因果律、民族竞争为主旨的国史和文明史的新史学思潮已成主流,推动了学界以新史学为指导编纂历史教科书的热潮.加之时势的刺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的热心支持,以及一批研究有素的历史学者的参与,出版了一批有特点、有质量、有影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试论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以社会进化论、因果律、民族竞争为主旨的民史和文明史的新史学思潮已成主流,推动了学界以新史学为指导编纂历史教科书的热潮。加之时势的刺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的热心支持,以及一批研究有素的历史学者的参与,出了一批有特点、有质量、有影响的中学     

晚清史学批评的阶段和成就

晚清史学批评随着时代潮流的急剧变革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新史学思潮出现之前,史学批评沿着传统史学批评的路径发展,其主要的史学批评视阈集中在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批评,对重点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进行批评;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史学批评更加尖锐和激烈,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体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史学认识的深化。晚清史学批评上述两个阶段的分野,其肇因来源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推动和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其后果则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但由于资产阶级史学家急于建立近代史学的范型,在对传统史学批评“度”的掌握上存在可资商榷之处。     

新史学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晚清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中西文明不断融合下学术分科和学制变革的产物,经历了由译介到自编、由学习欧美到学习日本的转变过程.历史教科书承载着构建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世界观和民族观的重任,而新史学以先进的史学理念掌控了国民历史知识的重构权,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重视历史解释、强调史学致用、关注民史、反映人类社会全貌和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观念贯彻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此外,新史学试图通过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主张,也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直接影响了这一特殊历史载体的书写范式.     

史念海与新方志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掀起编纂新方志热潮,史念海先生积极投身其中,他不仅积极探索新方志的理论体系构建,提出新志可史志兼而有之,体例应合乎地情体现特色,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修志等,而且在修志实践中大胆创新,强调新志应重视记述地理环境的变迁,重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史念海与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倡导和努力,不仅丰富了新方志理论,提高了新方志编纂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纪念承德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中国·承德清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承德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承德清史国际研讨会是"本世纪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会议主要研讨了避暑山庄的历史发展及其地位与作用;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园林建筑艺术;避暑山庄兴建所反映出的清朝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及政策;木兰围场、避暑山庄的兴建与清朝对蒙古治理的关系及木兰秋狝衰败的原因;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研究等问题.此次研讨会大大拓展了避暑山庄研究的思路、领域,开阔了视野,必将推动着避暑山庄研究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对于清史研究的深入与清史编纂工作的开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浅谈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学界不断推陈出新,"新史学"对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新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人率先倡导。迄今,新史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把握史学的发展方向、破解其中的固化问题,同时也对社会诸多领域进行深层次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钱实甫《清代布政使年表》订误举要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包含《清史稿》所缺的《布政使年表》,其筚路蓝缕之功甚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此表撰述较早,受当时资料与条件的限制,舛漏在所难免。今因纂修《清史·布政使表》,发现"钱表"不仅有布政使人名之讹、任职与离职时间之误,而且多有综合性史事的较大错漏。利用现在可见的多种史料,对"钱表"舛漏之处进行订误,将有益于当前的清史研究。     

萧一山对清代民生与民俗的研究及意义

20世纪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十分重视对清代社会人民生计与民族风俗的研究,他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关注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史,其史著首次对清代各民族生计与习俗作了生动、丰富的记载与论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无论是他对于清代民生状况总的认识,还是对清代贫富分化社会状况的揭露,以及他对清代满、蒙、藏、回、苗等各族人民生计与习俗的全面阐述,都深刻反映出萧氏对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力开拓,贯彻了其客观而全面撰述清史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经世致用”史学精神的体现。     

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相随相伴

"康乾盛世",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时期。所谓"盛世",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康乾盛世",不仅是清代的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昌盛时期。地处塞外避暑山庄,它与"康乾盛世"举步相随入列清史、携手并肩同登高峰,最后同步走向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