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韦护》为例：论丁玲女性立场的艰难存续

《韦护》是丁玲于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她从个人主义转向革命文学、"向左转"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玲在转型期间复杂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韦护》被认为是趋向"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创作。文章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挖掘其中与同类模式的革命文学的不同之处,旨在探寻丁玲在秉持着革命战胜爱情的目的而进行写作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创作目的不同的性别化立场,借以展现丁玲在完全汇入革命的洪流前,她从创作之初坚守的女性立场在时代话语的威压下所进行的挣扎与求存。     

从丁玲的人生道路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20-30年代作家的丁玲具有五四文化精神和革命情结。前者主导着丁玲的创作,后者推动着她投入革命。在陕北,丁玲在五四文化精神指导下进行创作,没有按照领导人的要求转变为一名宣传战士,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评。此后,丁玲端正态度,创作出被领导人认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受到表扬。50年代,由于丁玲的个性突出再度受整。80年代,丁玲缺乏对历史进行反思。丁玲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演绎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与政治的关系。     

论丁玲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转变与党性坚守

丁玲在其长期的创作生涯中艺术风格与文体风格在不断转变,她踏入文坛是作为描写崇尚个性主义都市女郎的女作家,几年之后成为着力塑造革命斗争中工农大众的左翼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而这其中的转变蕴含着个性主义/集体主义两种话语的冲突和碰撞。通过梳理丁玲的创作历程,结合丁玲的自述与他人的叙述来讨论其生活经历与思想转变在其小说创作中的投映,站在性别政治的文化立场,可以还原丁玲小说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女性书写到政治书写的转变与摇摆的复杂情形,以及其文艺观与革命理性的深化和发展过程。     

忠于自我 忠于时代——丁玲创作道路的再评价

丁玲创作的前后截然分期历来造成文学史乃至评论者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话语环境的不同，对其前后创作也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审美判断，不论这种评价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丁玲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分水岭的特征。文章从丁玲前后期创作的题材关注到丁玲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以及她固有的创作笔致，分析了丁玲强烈的女性情结和对于时代、革命的忠诚意识，在这二者的结合中呈现出丁玲创作的独有文学詈观。     

试论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性别意识的淡化

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集中于对女性心理、情感欲望的大胆表现和女性命运的探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时代主流话语的转变，丁玲也不自觉地陷入“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创作的模式中，其作品中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日益突出，性别意识日渐淡化。     

革命＋恋爱下的性别潜流——丁玲革命＋恋爱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革命 恋爱小说中,革命的叙述话语对恋爱的叙述话语构成压制,但表面的压制之下,奔涌着性别潜流,表现在女性性征情欲的鲜明张扬和女性对自己命运的主体把握及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萌发等方面,基于此,即便是革命 恋爱的小说也浓墨重彩着丁玲的性别思考。     

论左翼文学思潮对丁玲创作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丁玲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思想上经历了左翼文艺思想的孕育期、形成期和激进期,并沿着左翼文学思潮开创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创作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创作题材从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转向陌生的工农题材,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大的差别,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左翼文学思潮对丁玲创作转变的影响,奠定了丁玲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成就,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积极的影响。     

丁玲研究75年（1930—2004）的沉思——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75年来,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创作,而震惊了30年代的坛,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获奖而驰誉国际苑。可是在“反右’,风暴的浪涛里．丁玲竟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为令人齿寒的“复仇女神”,从而湮没了24年。新时期丁玲复出后,丁玲研究才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将丁玲研究由“拨乱反正”而逐步走向深入;1986年丁玲逝世后,研究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聚焦点上,去告别死去的丁玲,同时又去寻觅还活着的丁玲,让丁玲创作的“生命力”要在“承受过去．向着未来”的时代浪涛里,闪烁艺术美的火花。     

《现代》杂志与丁玲

从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到1933年5月丁玲被捕,《现代》与丁玲的关系是一个文学刊物和一个知名作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及时报道了丁玲的文艺活动,刊发了有关丁玲的书讯,多次向丁玲约稿并发表了丁玲的作品;另一方面,丁玲也以自己的作品和批评表现出了对《现代》的关注和重视。从1933年5月至1934年11月,因丁玲的被囚失语,二者的关系演变为单向的授受关系：《现代》通过及时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精心编发（搜集）丁玲相关资料、多次刊登丁玲著作广告和组织刊发丁玲创作评论,一再表现出了对丁玲的关注、声援与追念。二者这一“互动一授受”关系,呈现出了30年代“自由主义文人”与“左翼文人”这两个文人群体关系之复杂性。     

丁玲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创作

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党的教育和左联的影响,推动丁玲冲破了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由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左翼革命作家,在创作上则由苦闷追求的创作初期(1927——1929年)跨入到转变发展时期(1930——1936年)。这个时期,她的作品从主题、题材、人物到创作方法、艺术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充实、明朗、积极、乐观的基调。特别是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更加快了她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步伐。可以说,丁玲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创作,是她整个文学道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丁玲小说的突破与开拓

在新文学发展中 ,女作家竞相出现。丁玲不仅以其创作的当代性 ,笔致的从容和风格的深厚突破了女性文学的狭小格局 ,而且以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表现生活的出色才华 ,塑造出从前期的孤独感伤的女性形象到后期的坚毅执著的女性形象 ,这种变化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 ,从而使丁玲成为左翼文学发展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丁玲的悲喜剧——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杜晚香》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文学景观。20世纪20年代《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斐声于文坛,4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助她走向人生的顶峰,70年代《杜晚香》招来一片质疑之声。丁玲的创作呈现出如此不平衡的现象,她也在荣辱毁誉间经历了巨大的落差。这构成女作家一生的悲喜剧。但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时代使然。     

身份·功能·性别--试论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修辞行为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由身份意识、性别意识和功能意识等混合而成的复杂性,表征出创作主体“修辞行为”的“暧昧”状态。在丁玲创作“转换”过程中,“身份定位”与“艺术策略”选择之间的矛盾,始终折磨着她。《太》蕴含了丁玲大量复杂的精神信息和转换期里“修辞行为”的独特性。     

个人体验与时代大潮的涤荡——论丁玲作品中婚恋观的演变

丁玲自觉地将个人情感体验与时代大潮融合,将自己对女性的思考与时代的感悟投射在创作中,尤其是其中以女性的恋爱婚姻为主的早期作品。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婚恋题材主要有恋爱、同性恋、婚姻等三个方面,体现了丁玲婚恋观的演变,并可从中感受到她对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境遇的关切。     

女性写作的男性化叙述——论丁玲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男性观

二十世纪 3 0年代 ,由于生活中男性 (胡也频和冯雪峰 )的影响 ,丁玲的男性观发生变化。对瞿秋白有了抛弃感情偏见的重新认识 ,具体体现在她的小说《韦护》中。此后一系列的“革命 +恋爱”小说都是以男性做主角的。在具体写法上 ,丁玲倾向于男性化叙事方式。南京时期 ,她进一步尝试用男性第一人称对男性暴力和男性沉沦生活进行揭露 ,出现了“陈伯祥”这样的“多余人”形象     

延安《解放日报》与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向

延安时期丁玲的文学创作发生了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向,前期她的创作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王实味事件后,她的创作转入了大众化,取材于大众,服务于大众。丁玲曾是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她的编辑方针曾一度影响了文艺栏的发展,而文艺栏作为一个载体,它又真实的记录了丁玲的转向。     

本我、自我、超我的丁玲小说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学说和伍尔夫"雌雄同体"理论,丁玲的创作可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时期.丁玲的性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自身遭遇而凸凹不平,这种双性人格特征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写作,在她的小说文本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丁玲不断地用理性压抑本我意识,克制自己的女性意识,用理智来从事写作,压制本我,表现自我,走向超我,最终创作出一部描写解放区土地改革最高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品.     

雪压坚贞一片心犹恋风流纸墨香--谈关露和她的小说

关露女士的个人生活和创作道路都是十分坎坷的。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中凸现出来,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表达着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她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进步女诗人,活跃的左翼女作家。由于生存状况的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关露悄然迈出了诗坛,移步于小说和散文的园地。特殊的工作性质和复杂的生活环境,强化了关露文学作品迂回婉约、感伤沉郁的柔美风格。研究关露的小说可以发现其讲述角度的特点以及糅合几种体裁形式而成一篇作品的特点等。关露的《新旧时代》是一部优秀的自叙传小说,研究这部作品,对于了解关露本人的思想发展和作品的艺术特点有一石二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