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改诗中学修辞

改诗是诗人提高诗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毛泽东的诗词同样经历了反复修改的过程.诗要用形象思维,改诗应重视加强字词的形象性,以形象的语词表达诗的意境,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诗是绘画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的综合体.诗的绘画性即诗的语言的形象性,诗的抒情性即诗的语言的感情色彩,诗的音乐性即诗的语言的抑扬顿挫.诗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格律化上.毛泽东的改诗充分体现了诗歌写作的特点,说明诗歌修辞应重视语象的可视性、语意的抒情性和语音的音乐性.学习毛泽东的改诗,不仅可以提高诗的写作水平,而且可以提高运用语言的修辞水平.     

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内地网络诗的散点透视

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传播到纸质书面传播后的第二次大飞跃,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诗的文体特征及美学特征的改变,使诗的视觉形式、诗的游戏功能、诗的视觉思维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网络诗与纸质诗在诗的形态、功能、写作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及创作的思维方式上都有较大差异.网络诗呈现出诗是可以“制作“的、诗的传播及接受方式是互动的、读者是“能动的参与制造者“等特点.目前内地的网络诗还停留在与文本诗没有太多区别的低级阶段,只是基本实现了网络诗的发行功能,其创作功能受到忽视,即只是通过网络来“传播“诗,没有借助网络的优势来“呈现文学创造的新经验“,来“制作“诗,几乎没有名诗人进行超文本的写作实验.此外,网络诗还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倾向,色情诗在网络诗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因此,有必要“净化“网络诗,提倡诗歌精品上网,同时还要加强网络诗的研究力量.     

论王维的应制诗

应制诗是奉天子或上司之命而作的诗,其格式庄重典雅,公式化特征显著.应制诗兴起于齐梁时期,在唐前期盛行于高宗、武后至玄宗的开元之时.进入天宝之后,应制诗逐渐衰落,能作这类诗的只有王维一人.安史之乱以后,应制诗遭到了灭绝.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考辨

对于《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问题,在学术界中主要有三种意见：一,讽刺诗.二,反映陈国风俗之诗.三,男女间爱慕之诗.本文梳理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考察该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并分析此诗内在的逻辑联系,再结合诗中的“子”“望”这两个关键词语的诠释,认为此诗的主旨应是描写男性诗人对在宛丘上婆婆起舞的巫女的爱恋,却不得不忍受求而不得的痛苦.至于诗中反映的巫风习俗,是陈国社会背景在诗中的自然呈现,非诗之主旨所在.     

论建安赠答诗的典范意义

六朝出现了许多新的诗型和诗歌母题,"赠答诗"是其中的重要类型.建安是赠答诗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建安赠答诗的艺术风貌中深切体现出"风骨"等许多特定的质素.建安诗人在题材内容与艺术表现等方面,对赠答诗多有开拓之功,为后世赠答诗的写作创立了典范.建安以后,中国赠答诗形成了一种类型,并盛兴起来,影响了整个中国诗学.     

中国古典送别诗的发生学研究

送别诗的发生学研究,旨在探究送别诗发生的理论依据.重土轻离是送别诗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送别诗的发生却必须从分离道别开始,离别是送别诗发生的必要条件.人类对于分别意识的觉醒并且事实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离别,才有可能发生送别诗.送别之际的赠物、赠言、赋诗乃至各种送别仪式,为送别诗的发生准备了充足的条件.离别时刻感情的震撼点燃了送别诗创作的激情之火,苦闷的发抒使送别诗的发生成为现实;而祖饯祝辞在传达集体意识上的局限性与诗歌在表情达意上的优越性,决定了送别诗一旦涉足送别题材领域,就成为送别文学中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体裁.     

简论诗之生成及衍变

诗的发展同诗之生成和诗之衍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诗之生成决定了诗的盛衰,同时诗之衍变以流动的方式作用于诗.中国诗的发展轨迹呈陨落状,文章试从诗之生成、诗之衍变等方面来探究诗陨落之根源.     

论杜牧“以才学为诗”

安史之乱后,盛唐诗风不复存在,大诗人杜甫开"诗世界",即开创"宋调"先声;中唐韩愈进行诗歌解构,颠覆盛唐诗已有的艺术规范;晚唐杜牧继承杜甫、韩愈开创的新诗风,并在诗歌创作中加以实践,成为了开"宋调"的另一位大诗人.宋人严羽概括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宋型诗要素在他诗歌创作中已有明显的表现.其"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为:在诗中大量用典;在自己诗中加注;好在诗中用奇字僻词,化用经学语句.杜牧"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与其个性、家学、时代有着密切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沧浪诗话·诗评》看严羽的诗歌批评标准

在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占有重要地位.全书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构成.其中《诗辩》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历来研究的重点.《诗评》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诗辩》有关理论观点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补充,论述了历代诗歌之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在《诗评》中,他提出了词理意兴、诗歌之气象等问题,并把“风骨”也作为评诗的重要标准之一.     

论梅尧臣、欧阳修戏谑诗之诗学价值

在现存的2800多首梅尧臣诗和800多首欧阳修诗中,梅欧分别有42首和30首戏谑诗.梅欧前后期戏谑诗各自显示以诗为戏的特点,具有浓郁的人文化气息.梅欧戏谑诗有其独特的诗学价值:一是"诙嘲笑谑"与娱乐功能的充分体现,二是以生活为诗的重要呈现,三是对儒家"游于艺"思想的实践,四是戏谑诗的游戏性就是一种游戏哲学.     

比较逻辑学的学科框架初构——从逻辑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看

比较逻辑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不仅包括古代、近代、现代的逻辑之间的纵横比对、内在汇通,而且包括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的透视性比较.比较逻辑学应当是建基于各种逻辑学科之上的一门综合性理论学科,它以三大逻辑体系的平等对话为前提,突出比较意识、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的自觉运用,有自己特有的学科特性与学科视域、学科范畴.本文试图论证比较逻辑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比较逻辑"不是或不仅仅是"逻辑比较";比较逻辑有其特殊的"比较视域",从而进一步论证"比较逻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解析叶圣陶以生活为旨归的三个教育命题

叶圣陶先生反对学校以文字教育为圭臬的错误做法,强调学校教育本身便应是一种融通生活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本位的教育,而不是"预备生活"。以生活为旨归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一种放飞生命活力的教育,它意味着文字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主旨,学校应该进行的是能对生活产生真实受用的教育,书本不是知识与经验的唯一来源,读教科书更不应成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试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

归纳合理性问题最初是由休谟提出的。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种种解决途径：或借助概率弱化归纳推理的结论，企图对之作演绎论证；或借“世界齐一性”对之作归纳证明；或诉诸无知的解决方式；或釜底抽薪的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归纳虽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它的前提的真实不能保证它的结论必然真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归纳推理就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推理。     

正确理解私营企业主的入党问题

私营企业主是否形成阶段，是否是建设者，允许他们入党是否会使党的性质发生变化的问题；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本文从经济数据的角度出发，论证了私营企业主只是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允许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并不会改变党的性质。     

论一般预防的合目的性

新近不少见解认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刑罚目的的内容。但是支持这些见解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刑罚永远把人类当作一种目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来对待"这一命题是虚伪的,将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目的不会加重犯罪人的刑罚量,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是客观的。     

澄清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误解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变革。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主体是指具有认识能力的理性存在者,他是信息的发送者,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客体在主客关系中被动地接受信息,主体客体的位置不能换。而在康德哲学中,对象要去符合的知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在认识客体时所使用的知识,而是人在认识客体之前就拥有的先验知识。作为经验存在者,对象必须去适合的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这种先验存在方式,即先验知识。一切现实的对象都是先验知识构造的,这样,先验知识就成了本原,对象就成了派生物。所以对哥白尼式革命不应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解读,而应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     

敦煌残卷(北图位字79号)的性质及在孙子故里考证中的史料价值

敦煌残卷不是《氏族志》,不是《姓氏录》,不是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铁证,它是当时关于“氏族郡望”的常识性、普及性抄件,它以原始史料的形式,证明了孙子故里“惠民说”的合理性、科学性,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孙子故里考证“条其源系,考其郡望”的重要依据,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弄清孙子故里郡望的关键所在。敦煌残卷的编撰年代应为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说应为天宝十年前后。     

洛克自由定义的解读及其辩证性分析

洛克称自由就是“根据自己心灵的选择或指导来决定想或不想,运动或者不运动”的能力。洛克所指的“能力”并非单指人的“意志能力”,而是指思想的独立能力与行为的“做或不做”能力的双重结合;他所说的心灵选择也并非指人无意识的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强调在理性指导下“善的选择”。通过对洛克自由定义的阐析,可以发现洛克所倡导的自由并非是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而是充满辩证色彩的自由。他的自由思想体现了“意志自由”与“行为自由”的有机结合,是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的统一。     

进步观还是变易观——《商君书》历史观再认识

《商君书》虽然认识到历史演变的阶段和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它并没有对这种演变发展做出后胜于前、今胜于古的价值判断;它也没有描绘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只不过是要建立一个很现实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它不承认一般人有认识和掌握历史趋势的能力;它的最高认识也只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战国时代很普通的变易观,不是进步观,也不是进化论。因而它的历史观并不比其他各家进步,而它奉行的严刑峻法、与民为敌的政策毋宁说是一种倒退。     

对贫困地区中小学校长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通过对贵州省贫困地区中小学校长基本信息、个人素质、教育思想的调查与分析，发现部分校长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基本条件不达标，选拔方式单一、敬业精神不够、学校管理流于一般、知识功底较薄弱，教育技术运用较困难、缺乏现代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