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制诗：“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

<正>“应制”即“应诏”,应制诗是指应皇帝之命写作的诗歌,广义而言,还包括与王侯公卿的酬唱之作,标题中多含有“应制”“奉和”“奉制”等。应制诗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游宴诗,常常给人留下“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印象,被认为风骨不高。例如,擅长写作应制奉和诗的初唐诗人上官仪,其诗风就被评为“绮错婉媚”。事实上,也有风格比较健朗的应制诗,这些诗既能用“应制”的传统范式表达恩遇、歌功颂德,也能表达作者自身的思想情感。     

应制诗“冒头”现象及其成因

“冒头”指诗歌发端未切诗旨,有大量琐语铺叙,这一现象在应制诗中表现特别明显。晋宋时四言应制诗发端多颂圣冗语,数韵方及主题;在四言和五言祖饯应制诗中,诗人突出帝王在送行中的地位,隐去自身,以颂圣代替违恋之情,和“冒头”同一机杼,至唐甚至发展为在饯送诗中抒酬恩报恩之念。应制诗具有的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仪式化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冒头”的成因,表现出应制诗的政治功利性和工具性。同时,“冒头”也反映出应制诗人对君权的策略性妥协及其屏营于人格独立和依附间的焦虑和无奈。     

略论初唐应制诗

应制诗通常被认为是无甚可观的诗歌类型。但考察一下从南朝至盛唐诗歌艺术逐步走向鼎盛的发展史,会发现凡是应制诗写作集中出现的时期,基本上也是整个诗坛创作彬彬大盛、诗歌创作技巧有明显进步的时期。初唐应制诗就是这一情形的典型代表。初唐太宗朝、武后朝和中宗朝应制诗因宫廷应制集会的形式和具体创作背景不同而各不相同,主要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面貌。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论王维的应制诗

应制诗是奉天子或上司之命而作的诗，其格式庄重典雅，公式化特征显。应制诗兴起于齐粱时期，在唐前期盛行于高宗、武后至玄宗的开元之时。进入天宝之后，应制诗逐渐衰落，能作这类诗的只有王维一人。安史之乱以后，应制诗遭到了灭绝。     

论王维的应制诗

应制诗是奉天子或上司之命而作的诗,其格式庄重典雅,公式化特征显著.应制诗兴起于齐梁时期,在唐前期盛行于高宗、武后至玄宗的开元之时.进入天宝之后,应制诗逐渐衰落,能作这类诗的只有王维一人.安史之乱以后,应制诗遭到了灭绝.     

沈佺期应制诗探析

应制诗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关系密切，《诗经》中记载的宴飨诗是应制诗的萌芽，应制诗创作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完善，至唐代达到顶峰。沈佺期是初唐后期典型的应制诗人，其应制诗创作与他的宫廷任职经历息息相关，是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缩影，对其现存37首应制诗题材类别的分析有利于了解唐代宫廷生活及风俗人情。沈佺期应制诗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目的相对稳定性、“三部式”结构及尾联的程式化表达、诗中语词的重复以及数量词、叠词的运用三个方面，这些诗歌对盛唐气象具有开拓之功，也为律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论夏竦的应制诗

北宋诗人夏竦的应制诗,数量多,比例高,内容全面,其中像奉和御制读史、奉祀仪典、奉和御制斋醮崇道等应制之作,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文化政策和统治者的生活等都具有独特意义。从应制诗本身的发展历史看,夏诗富艳、典奥、温雅的多样风格,最终使应制诗的基本风格趋向定型和规范,其律体、杂体、骚体并用的体裁形式,则又显示出一定的开拓性和创造性。     

张英应制诗与清代南书房文学生态

张英的应制诗不仅具有醇雅、气象华贵的文学特性,还具备与史实互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特殊的政治意义。由于张英和南书房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应制诗对康熙朝前期南书房的职能、变迁及士人心态皆有所反映,对了解南书房文学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维诗歌的典雅之美

王维诗中的"典雅"之美,包括"场面庄严""情致高尚""用典自如"三个方面。"场面庄严"多体现于应制诗中,它跟诗人"雅正"的创作观念分不开;"情致高尚"体现在作者超越功利的处世态度和表达上的节制;"用典自如"是写作技巧上的特点,在王维的七言歌行及各体裁诗歌中都有体现。     

论唐宋应制词

帝王或朝廷往往以命人应制的方式直接推动词的创作。唐宋应制词长盛不衰的原因首在于帝王需要娱乐,其次是颂升平、美风俗的政治导向。早期应制词表现出由诗向词演进的轨迹,对词体的正式确立有特殊意义。唐五代应制词较为集中地描写宫廷生活以及塑造宫廷女性形象,对词的香艳本色特征具有凝定作用;徽宗朝为主体的北宋应制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主要向俗与谑的方向发展;孝宗朝为主体的南宋应制词,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显现出雅俗共赏、避俗趋雅的追求。这一特殊的词体与宫廷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随之而变。富艳精工是历朝应制词人的艺术追求。应制词在具体技法上显得单调程式化。     

论魏晋送别诗的示范意义

魏晋是送别诗趋向成熟的时期,是六朝送别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六朝乃至唐宋送别诗有很强的示范意义。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结构示范性,表现为形式上采用多章结构与组诗结构;题材示范性,表现为内容上大量以公宴、赠答、玄言等题材抒别;动机典型性,从应制与集体赋作导致大量的同题赋别现象可见一斑。     

沈佺期、宋之问应制诗艺术特色

沈佺期、宋之问是初唐武后到中宗时期重要的宫廷诗人,多次在宫廷宴集诗会中夺魁,他们创作的诗歌对近体诗的定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对二人人品的争议、对其宫廷诗人身份的厌恶以及应制诗思想贫乏等诸多原因,沈、宋创作的应制诗常得不到后人应有的理解和承认。本文从文艺学角度研究出发,探讨这类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影响,并将二人的应制诗风格进行相应的比较。     

论庾肩吾诗歌创作的成就

庚肩吾是名的宫体诗作家，传世诗内容丰富。他的应制诗和企慕隐逸诗多以山水描写为主，对唐代山水诗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是继承永明诗歌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为唐代近体诗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沈佺期部分诗歌编年解题（下）

《初学记》卷二十四作《奉和立春游苑》，《岁时杂詠》卷三作《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有崔日用、李适、马怀紊、韦元旦、阎朝隐六人应制诗，前有中宗《立春游苑迎春》，均为七律。     

陈子昂诗论的文学史价值

近来有学者对陈子昂的诗论持否定态度,但"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是陈子昂对当时宫廷应制、粉饰太平之作所发的感慨,并不是完全否定了那个时期所有诗人的创作.陈子昂的出现是唐前期诗歌理论及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陈子昂提出的恢复汉魏并不是停止不前,其本身便是一种创新.我们拿陈子昂的诗放在当时活跃于文坛的所谓"宫廷诗人"的诗中去比较,一眼便可看出陈子昂诗作的独特价值.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     

由“诗庄词媚”想到中学生作文

宋人以诗为“言志”的正经作品,而词则往往多用以“言情”,以至有了流传至今的“诗庄词媚”之说。庄者,庄严也;媚者,婉媚也。这就是说,因承载内容的差异诗与词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大体而言,确实如此。因为从写作目的和内容来看,诗多用于应制（唐代科考,写诗还是一道“必答题”）,多表达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题,故非“庄”不可;词则多写闺中韵事、相思别离,所以更适于“媚”。     

论盛唐诗的“有我”与“无我”

盛唐诗的"有我"与"无我",与当时的佛禅思想颇有契合之处.概言之,盛唐诗的"有我"即是"吟咏情性",这是与此前初唐奉帝王之命而作的应制诗等宫廷诗最大不同,这正是当时慧能南宗禅的理论核心"佛性论"在诗坛上的表现.也正因为禅宗思想的渗入,盛唐诗虽"吟咏情性",但并不滥情,它既有真性情,却又超越了情性,达到了一种"无念"、"无相"、"无住"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洒脱、超逸,就在这种大自然"光采与我同"的境界中,诗人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愉悦与难以言说的解脱自在,盛唐诗也达到了圆融澄澈的"无我"境界.     

应制诗的区别及成因探析

应诏、应令、应教诗分别是臣子奉帝王、太子及王侯之命而作的诗歌,因"制"的发布者不同,三类诗歌在诗旨及功能、意象和典故使用、艺术风格和气韵等方面都有着微妙的区别.由应诏到应教,诗歌由颂圣到抒情过渡,由形式向内容过渡,由功利文学向纯文学过渡,诗人主体也由隐到显.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应制诗的政治工具性及应诏、应令和应教诗与王权的距离远近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