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研究杨亲华中共党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具体地，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制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理论建设的纲领，树立了科学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典范，主持编辑出版了党内最早的两部大型历史文...     

一部以史资政的创新之作--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

在重新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一部中共党史,仍是一座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的富矿。以全新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党的历史,发掘其中的宝藏,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是党史工作者的重要历史责任。最近,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凌云教授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一书,就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学术专著。该书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1921—2002年)经济工作的历史过程、成就与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关经济工作史的研究,是一部以史资政…     

论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及其实践

本文论述了邓小平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及实践活动。在理论上，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有着重大贡献；实践上，邓小平率先垂范，客观公正地评价党的历史和重要人物，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新的结论。     

中共党史硕士生学科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维度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被提升为一级学科后，对于党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党史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党史硕士生的学科创新能力培养就是其中一个基础性环节。新时代党史硕士生学科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维度，主要涉及对党史学科属性的认知、党史专业课程的设置、经典性著作的阅读、写作水平的提升以及学术交流范围的扩大等内容。提炼这方面的有益经验，既是对党史硕士生培养过程的思考与总结，也是对新时代党史硕士生教育工作的调整与改进。     

中共党史研究80年述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周年，中共党史研究也有近80年的历史了，根据党史研究发的具体情况，党史研究可分为六个阶段，1．酝酿萌芽阶段（1924－1935），主要是党的早期领导人谈对党的历史的一些看法，2，逐步展开阶段（1936－1949），其特点是总结中共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3，迅速发展阶段（1949－1966），党史研究进展较大，学科体系基本形成，4．遭受挫折阶段（1966－1976），林彪，“四人帮”意歪曲历史事实，党史研究无“研究”可言。5，拨乱反正阶段（176－1981），主要任务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搞乱的党史矫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6，面全繁荣阶段（1981－今），党史研究在客观历史过程听实体研究以及党史学史，党史史料学，党史文献学待科学理论建设方面均有很大发展，党史学科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北京党史学界集会讨论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

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是最近几年党史界开始重视研究的一个课题。为促进这一研究,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北京市党史学会和《中共党史通讯》编辑部于8月2日联合召开中共党史学史讨论会。30多位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史料学研究、文献研究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就中共党史学的历史、对中共党史著作和史家的研究与评论、中共党史学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一书进行了评论,认     

毛泽东与蔡和森党史学理论之比较

中共党史研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毛泽东与蔡和森是我党著名的理论家,为中共党史研究进行了艰辛地开拓和探索。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下简称《党史的发展》)和毛泽东1942年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以下简称《如何研究》)对党史研究的目的、党史研究的方法、党史研究的立场、党史研究的对象等作了论述。这些论述既有总体上的一致也有细节上的差异,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习近平对中共党史学科体系重要阐释的逻辑意蕴

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构建，是深入推进党史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习近平对新时代党史学科体系的重要阐释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党史学科的功能观方面，他强调了党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以及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关于党史著作的编写和党史文献的编纂方面，出版了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关于党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他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党的“历史决议”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为基本依据，并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及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习近平关于党史学科体系的重要阐释为建构党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     

论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

1941年9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对党史进行研究总结。1942年初,研究总结党史又和整风运动结合起来。为了指导全党的党史研究总结健康发展,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上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篇关于党史研究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专论。在中共党史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以下就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作一初步的探讨。     

教育部在石家庄举办高校中共党史教师讲习班

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教学,教育部从2月6日至20日在石家庄市举办了1982年高校中共党史教师讲习班。讲习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为高等学校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下编)〔社会主义部分,未定稿〕;同时,根据《决议》精神,讨论和研究中共党史课教学中的重要问题。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论“响堂样式”的特征及形成

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